为此稍扯远一点。法权情感（Rechtsgefühl）在近代重又为人瞩目，对此，一方面有人谈“法权情感的唯理性”，另一方面有人说要“告别法权情感”，两者均夸大了。其一，法权情感不是唯理的，其二，人们应当承认，法权情感不是纯唯理的行为，而类似医学，是（不仅是）一门技艺，即“善和公正的技艺”（ars boni et aequi）。与这种技艺相关甚密的法权情感，用拉德布鲁赫之言：“结论先得，法律应当事后提出结论的根据和界限”，这是一种十足的诠释学的思想，拉德布鲁赫后又对这一思想补充道：“法权情感要求一种灵活的精神，它能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来回转换”。所以，人们可以将法权情感作这样的概括，它是一门具有正确的先见之技艺。法官没有法权情感，不具先见，在任何情况下不应把法权情感带到判决中，仍然“只服从法律”，非常罕见。实际上，法官只服从法律这一假定，其结果与法官判决的表面理由（Scheinbegründungen）毫无二致。

　　意然不是应然。从立法者或法官意欲的东西中仅可能产生一种必然，但永远不再产生一种义务。之于正确的应然如何能被说明那个问题，自由法运动没有予以回答，但纯经验运作的法社会学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其缺陷不是它关心对社会事实的探究，这过去和现在是正确的，而在于它意欲入主教义学法学的位置。当前述欧根·艾里利要求人们必须“永远摆脱抽象的概念建构和虚构之可笑的假面舞会衣装时”，这样一种基于时代精神的挖苦讽剌，可能应予理解，但是，挖苦讽剌是危险的，我们已体验到，何种反常的法，可能招致对法律的概括性和形式的不尊重。

　　社会学及法社会学的“伟大老人”过去和现在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其法社会学是严格经验式的，也应实不相瞒的是，他偶尔称之为“理解的社会学”。也恰恰在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有效性问题上，他代表着经验式的立场。他精确地区分了“规范意义”与“事实意义”，前者“在逻辑正确方式上”，应属于一个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后者指在一个共同体中，“在事实上所发生的，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即在共同行为时，参与者把各种具体的秩序在主观上看作是有效的，并实际按它们去做，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它们导引”。据此，“经验的有效”指，具体的个人有“可计算的机会去维护他使用的经济财物，或将来去获得它们”，但其前提是，有“一个为此己存在的‘强制机构’的帮助”。因此，说到底，法建立在权力之上：帝国理论。可是，从能在紧急情况下贯彻法律规范的国家权力中，充其量只产生了各种期待、机会、渴求，但没有应然，马克斯·韦伯自然己看到这一点。

　　那个时代及至本世纪中叶的法社会学，易被理解成真正的关于法的“科学”，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经验式地，即按自然科学的方式处理问题。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如弗兰茨·v·李斯特把关于侮辱的“科学的”定义，指为一系列的喉头运动，声波剌激，听觉剌激。当然，李斯特意识到，侮辱的“本质”在于名誉的伤害，但“科学”的认识同样不可能达及这一规范性内容。这个稀奇古怪的例子证明，人们是如何彻底地误解了法教义学。弗兰茨·耶若萨莱蒙（Franz Jerusalem，1883-1970）认为，在教义学法学中，完全不涉及真理，而只关心政治目标的确立。因此，法学不得不完全不再关注“正确的法”——事实上，它的确也不再这样做了。

　　逻辑的法实证主义，尤其是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Reine Rechtslehre）。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哲学家之一，“纯粹法学”的创始人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同样从完全对立的立场得出结论：规范的法律教义学不是科学，而是法政治。汉斯·凯尔森来自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81-1970）的新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圈子。据这一哲学思潮，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仅是从逻辑上可被“确证的”东西。因比，形而上学类型的陈述，特别是以价值和规范学内容的形而上学的陈述，是没有意义的。评价仅被视作感觉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