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法学”是规范主义的或规范逻辑的法实证主义的最重要表现。凯尔森自已将它称作“法实证主义的理论”，说到了点子上。凯尔森认为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法实证主义完全不是法学，因为它只研究事实。法学关心的是应然、规范，它是一门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作为新康德主义者，凯尔森严格区分了实然与应然（二元方法论），并据此将描述的（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式划分开来。在“纯粹法学”中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的）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因为科学认识不能获得内容。对于凯尔森，正义只是一个“人类的美梦”，我们不知道并将永不知道它是什么。（在今天，系统理论家尼克莱斯·卢曼得出了那个仍有市场的结论，即真理和正义完全不是价值，而仅仅具有“象征功能”：它们的作用是，保证良好的意图，呼吁善良的愿望，表达假设的含意和假定理解的可能性。）

　　“纯粹法学”探究的是应然，即“纯粹的”法律之应然，它不是伦理学的价值，而仅是一个逻辑结构。因此，最高的要求是“方法的纯粹性”。所以，《纯粹法学》开始就写道：“当它自称为法的‘纯粹’学说时，那是因为它仅想确证一个专注于法的认识，因为基于这一认识，它不想考虑所有不属于精确的具体的对象，而法属于精确的、具体的对象。这意指：它意欲使法学摆脱一切与其无关的因素”。凯尔森特别列举了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为了正确评价凯尔森，人们必须考虑到科学的道德，它处在其一如表现出来的令人不感兴趣的法哲学背后。他意欲使法学免作为“绝对价值的宣传”（马克思·韦伯），免作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思想之幌子被滥用。然而，“纯粹哲学”自身以这种方式被极不公正地滥用了。

　　凯尔森曾多次和不同地对他的应然理论进行了说明，在此不可能详细论述，仅转介一下其最重要的观点。引自第一版中下面的几句话，表明了其原初观点的特征：“据说，当出现了所谓不公正时，不公正的结果‘应该’发生，所以，这个作为法的范畴的‘应然’，仅意味着特殊的含义，在这个含义中，法律规定中的法律条件和法律后果休戚相关。这一法的范畴具有一种纯粹的形式特征，并由于这一点，在原则上区别于超验的法理念。不论那些如此被连接的行为构成，可能具有哪些内容，也不论那个视作法律的行为，可能是什么样的类型，应然仍然是可适用的……纯粹法学……使那种在法律规定中与具体条件相连的结果，成为国家的强制行为，它是刑罚和民事的或行政的强制执行，经此，仅仅是假定的行为构成被当作不公正，视条件发生的行为被认定为不公正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内在的品质，也不是任何一个与超法律的规范，即与道德规范相连之关系（但它意味着使实证法具有超验的价值），把一个具体的人之行为看作是违法、犯罪，而仅仅是作为在法律中规定的条件，以强制方式对这种行为作出的反映。”不应忽视，在此，应然有悖于方法地依赖于一些假说和国家强制。另外，明显地这种“纯粹的”应然完全没有内容，因此它能接受任何愿意接收的内容。凯尔森也意识到这一结果：“规范可能也具有无意义的内容”。同样，在第二版中还写到：“任何随意的内容可能成为法”人们不能认为赫尔曼把凯尔森的理论讥讽为“空乏之法”全无道理。

　　后来凯尔森修正了他的规范有效性的学说，他在法律规定中看到了假定的判断，即一个根据-结论的关联，他把这种关联称为“归责”（Zurechnung），据此，法律规定是一种关于国家组织的未来行为之陈述，其内容为：当某人的行为符合规范的行为构成时，一个具体的国家组织将执行规范并对他进行制裁。但是，在何种程度上，一个这样的陈述不只是一个纯期待，也就是，能创设一个真正的应然呢？这惟有经此才有可能，即国家组织自身将由于第二个法律规定负有义务，当它应执行制裁而未做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显而易见，法律义务应以这种方式，变成这种假定的强制行为的无穷反推。因为当一系列的控制组织不能继续进入无限之中时，凯尔森感到，不得不提出一个“基本规范”（Grundnorm），作为一个无矛盾的假设和有意义的秩序，他说，这个基本规范“象一个自然法的规范”那样有效。最终，凯尔森的应然也是一个伦理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