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森的方法学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认识到一个“法律秩序的类似的等级结构”，一如这个结构从古代，但首先是从经院法学中被说明的，只是在最高处屹立着的，它当然不是道，即一个客观法或永恒法，而是前述的“基本规范”。但凯尔森把法的实现也完全理解成一个程序，这一程序从宪法经由法律（“基本规范”保障着其有效性），发展到法官的司法行为。当然，从其倾向出发，他可能不把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定的意义阐释，理解为科学，这一意义阐明是法政治。如果人们不考虑这一点，那么，他的认识似乎是正确的，即，法不是成形地存在于法律之中，以致能简单地借助形式逻辑的程序从中被解释出来。法律给了绝大多数寻找法律者一个自由裁量，它必须通过一个基本的造法行为来完成。这个行为如凯尔森所说，为法政治。科学只能确定判决的不同可能性，判决的框架，凯尔森仅将科学称作解释（参见德沃金：法是解释性实践）。

　　“纯粹法学”极大地丰富了法律理论，但从实践上看，它很少被考虑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践不可能单单大量地从形式和范畴开始。

　　就象经验实证主义看不到规范一样，规范逻辑的实证主义看不到实际生活。怎样对待形式与质料，怎样对待如何与什么的相互关联，如以前一样，是法哲学最迫切的问题。

　　阿图尔·考夫曼[著] 郑永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