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就是清代中国小民百姓在诉讼时必须面对的宏观背景。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俗话表明：中华帝国的“公开文本”（前面所述的宏观背景）并不一定能够表达民间社会百姓大众的真实思想或诉讼意识；换句话说，小民百姓的法律实践也许另有一种逻辑，另有一种策略。在他们看来，公开宣告什么或许并不重要，而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实际利益可能更有价值。这种“展现”是一种“隐蔽”的展现，它对中华帝国的“公开文本”具有承认、抵触、改写的作用。50通过考察“政策”（公开文本）之下的“对策”（隐蔽文本）的具体运作，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民众采用的诉讼策略。51

　　现在，我们回到“清厘邹县尼山祭学两田地亩争控案件”上来，具体考察一下本案原告在“把事情闹大”的动机驱使下，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诉讼策略。

　　第一，采取“舍着告告”的诉讼策略。一般认为，中国古人好面子、爱和平，如果不到迫不得已，那是绝对不会用“对簿公堂”的办法来解决纠纷的。52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抢先告状倒不失为一种“先下手为强”的诉讼策略？“恶人先告状”多少也有这个意思。原告刘尚绮供称：“小的还有下情……”那究竟是什么“下情”呢？刘某继续供称：“小的们告这状实在是怕公爷家，总是因这素日弄的近尼山的百姓过不的，又恐怕再像昔日，不得不舍着告告。”这里，所谓“舍着告告”已将原告的“诉讼动机”和盘托出。或许，告状本身并非根本目的，而仅仅是一种维护其他利益的策略。也就是说，原告之所以兴师动众与孔府对簿公堂，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垦出来的土地真的已被孔府（家人）强占，53而是为了杜绝后患，借官府的外力来制约享有特权的被告；或许，也是为了报复，因为这些尼山贫民曾经长期受到孔府（家人）的欺压。54进一步讲，原告采取这一诉讼策略，也与本案的社会构成密切相关。具体是指：其一，原告只是尼山附近的一群贫弱小民，而被告却是全国的“名门望族”？孔府，亦即衍圣公府。千百年来，荣宠非常，世世封爵，地位拟比县官。55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孔府公爷不必亲自应诉，只需派遣家人代理即可。其二，所争标的也非寻常财物可比，而是孔庙祭田。我们知道，孔庙原本只是孔府的家庙，但是随着帝国政治力量的不断介入，汉代之后取得官庙的地位；除了阙里之外，孔庙遍布各地州县，京师孔庙更有独特的政治意义。56祭田作为维护孔庙祭祀的物质基础，如若任人践踏和侵占，不仅侵犯了孔府的利益，而且危及到国家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命脉，实在非同小可。顺便指出，在某种情况下，所谓“舍着告告”与俗话“图准不图审”的诉讼策略完全相同，原告的根本意图并非希望衙门审个水落石出，给个公正裁决，而仅仅是“装点情词，以图一准，已足泄愤，后来质审之虚实，不及计矣。”57换句话说，原告之所以告状，只是以此拖累被告泄愤而已。

　　第二，运用“诉冤”的道德话语。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色彩或者品格，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政治法律特征，早在西周已见滥觞，随着汉代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法律也日趋道德化。58由此而来的是，法律话语的修辞与法律话语的实践往往不在于技术的精确性和中立性，而在于凸现道德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其结果是，不仅帝国法律充满道德术语，而且法律文书也是如此。譬如，在诉状中，原告常用的修辞手法是指责对方（被告）如何“欺人太甚”或者“持强凌弱”，自己又是怎样蒙受“冤抑”而“伸冤无门”的。59当然，被告也会采取这种手法指责原告。通过这种修辞技巧，已将对方置于道德上的劣势地位。与此相关，如果我们细审“冤”字的涵义，那就可以发现，它既指物性自然状态受到外部力量压迫而不得舒展，也指由此造成的被冤抑者内心郁积宛转不得排遣而引起的怨气和愤激，亦即精神上的压迫和扭曲。60这一涵义，恰好是“欺凌”和“伸冤无门”的结果。由此看来，虽说“冤”是一个法律用语，却有着浓厚的道德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