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采取“小事闹大”的诉讼策略。既然衙门视婚姻、田土、钱债纠纷为细故，每每不予重视；所以“实话实说”的告状方式，似乎不能“耸动”官府。据此，如何才能耸动官府，也就成了原告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而“小事闹大”，即是耸动官府的一种技巧。从本案来看，能将小事闹大的手段有二：一是谎状。俗话“无谎不成状”说明，在传统中国社会，用“谎状”来耸动官府乃非常普遍的事情。据我观察，谎状泛滥的原因除了与帝国衙门轻视民事纠纷之外，还与“奖励告奸”的法律传统有关？其实，刑事案件也是谎状叠出。因为政府奖励告奸，难免刺激人们邀功请赏的欲望，所以夸大事实、虚张声势也是势所必然之事。作为一种制衡的办法，法律又规定了“诬告反坐”的原则。61而且，为了防止谎状或者诬告，帝国法律还规定了“告状必须指陈事实，不得称疑”62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帝国官僚又设计了词状字数的限制，限制词状字数目的惟有一个，就是防止两造添油加醋。63在词状末尾，一般也会写上“如虚坐诬”或者“如虚重惩”的术语。64原告之所以要告谎状，当然是为了小事闹大。本案原告词状指控被告（孔府家人）“假冒官府名势，文移府县，朦咨宪天昧案，掣毁旧界，竟将群山以及小民自辟之地，并及大粮民地，恣意横封周围八十余里，约有数百余顷，霸为钦赐祭田。”但是，如果我们审读“法庭记录”也就可以发现，虽然这次清丈祭田难保没有量去民地的可能，不过“恣意横封周围八十余里，约有数百余顷，霸为钦赐祭田”的指控，肯定不是事实。原告何以如此呢？我们从被告代理宋掌书提出的反驳意见中，可以获得解释：“所量之地，拘多是山，连山带平地只量得祭田十顷六十有零，学田两顷一十亩有零。他告数百顷，这是多说耸动，虚妄极了。”而对原告指控“假冒官府名势，文移府县，朦咨宪天昧案”的事实，被告也有辩驳：“尼山封禁清丈，是公府一件大案，公爷时刻在心的事。自二十九年三月通咨行文起手，至今各衙门文移书札，此来彼往，案牍如山，这岂是他（人）可以朦弊偷做的？红印黑押，又岂是他人教偷为的？大爷明鉴，想就是了。”本案法官庞爷也说：“恁所告可算尽虚了。”至此，原告“默无一语，垂首伏地”，惟有祈盼“只求老爷的恩典，小的们是乡愚无知”了结案件，以免受到“诬告”的惩罚。

　　二是聚众。小民百姓本已势单力薄，如若与“假冒公府名势”（那些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的家人）的被告单打独斗，那是自不量力，也是自取灭亡。65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聚众告状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诉讼策略。据我看来，小民百姓选择这一诉讼策略，恐怕与“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有关，也是基于他们窥测到了帝国衙门处理民事纠纷的一贯作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深知，聚众告状的好处不少，不仅长了自己的威风，灭了对方的气焰；不仅增强了自己的诉讼实力，而且也给官府施加了压力。也就是说，聚讼给法官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如果他们拒不受理案件，或者不能秉公审理案件，事态将会扩大，原告状词所谓“身等六十余人两次控府，四次控县”的陈述，似乎就是是这样一种暗示。如果我们考察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的历史，那就可以知道，也许，地方官员最最担心的事情，既非税收和荒政，也非审理普通民事纠纷？因为民事案件处理是否得当，并不纳入州县司法官员的年度考绩，而是侦破和审理命盗重案与解决“民转刑”的案件，诸如聚众告状、集体上访、村族客土之间的械斗。如若出了这类案件，轻者说明州县官员处理不力或无能，重者事关吏部处分乃至仕途，故而，有关官员一般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对此，本案法官庞爷非常清楚。他说：你们“忽然到院里告张无影的大荒（谎）状？伤这公府，捎这本府，挂这吾罢。”不可否认，原告确实人多势众，声威不弱，大有先声夺人之处。对庭审过程，这份笔录作了非常生动有趣的描写。完全可以想象，庭审开始之后，原告黑压压的挤作一堆，“喊叫惊天，厉声动地，齐言乱语，此曰除名，彼曰问罪，又曰你是钻天大王。一齐手舞要足蹈，讲班顶子，若要吞人。”法庭秩序到了“无王无法的光景”，法官也只得“先是从中喝斥，至此始行站立指挥，高声厉言：既如此，吾也不审了。将恁记了监，我详了，另委别的官审恁罢。”又说：“我堂规从来不像这样宽，今日因是案件人多，上来不便就施打骂，总是恁照状质对。”我们在戏文里所能见到的咚咚衙鼓，阵阵堂威，啪啪怒棋的赫赫威严，已经毫无踪影了，而可以看到的，只是法官无可奈何而又声嘶力竭的样子。66此类“咆哮公堂”的事情，后面还发生过一次。笔录写道：“恁寅则挺身，手指众人，高声言道，兜不用说话了。众皆直身怒视，将有散意。庞公大喝道，恁要轰堂么？谁敢动，立刻拿了送监，问恁死罪。众方安稳，上下寂然。”事实上，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原告始终不像单独告状的个人那样软弱和惊惧，而是态度强硬，说话既冲又刁，不时与法官顶撞。只有到了诬告之事真相大白的时候，原告的态度方才软了下来，齐声“求老爷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