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网络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计算机的发展，通讯业、网络业的进步，信息共享已成为现实。建立法律信息库，把所有的法律文件和案例按照一定顺序，分门别类排列起来，同时运用控制令和自动处理系统对法律文件和案例分析辨别，自动进行修改和废除。这样案例编辑的纷繁复杂的工作可由计算机来完成，法官和律师查找和适用案例也能准确迅速。

　　4. 最高人民法院非常重视案例指导制度的构筑。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4条也明确规定：“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把案例指导制度的调研作为2005年重要调研课题。[10]可见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必将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尽早确立。

　　四、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设想

　　每一个案件，就是一个案例。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案例，赋予它特定的意义，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案例。或者说，类似判例法中的判例。我们建议，从如下方面构筑案例指导制度：

　　1.明确案例的法律效力。 我国要确立案例指导制度，就必须明确案例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司法解释，赋予“准司法解释”的效力。我们认为，可借鉴遵循先例原则。英美法系遵循先例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随着社会的进步，英美法系国家出现了大量的过时或不合理的先例。先例就成为了一条旧的裹脚布，或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或为为发展的社会所明确抛弃而沦为名存实亡的摆设。但遵循先例是英美法官奉行不变法则。关于遵循先例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王利明教授认为，尽管我们要建立判例制度，不可能完全采纳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的原则，但某些判例必须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可以起到指导法官判案的作用，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判例制度。[11]

　　2.明确制定和发布案例的法院。我们建议，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制定与公布案例。基于如下理由：一是我国是采用成文法的国家，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备，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情形会越来越少。二是确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为了克服成文法的局限，弥补成文法的漏洞。只有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能依时，最高人民法院才能对个案批复，这些案例经过法定程序公布后，就具有指导性，对司法实践就具有约束力，法官就需要参照执行。三是若赋予各级法院都有权制定和发布案例（先例），其结果可能在某一区域达到了执法的统一，但若案例的质量不高，甚至是错案，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案例的发布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和发布。

　　3. 建立案例的遴选制度。遴选的案例，基层法院应当向中级法院上报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案例，中级法院遴选的案例，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括基层法院上报的案件，案件经过遴选后，应当向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上报，高级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受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中级法院上报的案件，遴选之后向最高法院上报。最高法院遴选的案例，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例，也包括全国各级法院向最高法院请示的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的典型案例，尤其应包括各地法院向最高法院上报的、由最高法院经过认真挑选和筛选的案例，案例经过层层遴选赋予不同的约束力。此外，案例的遴选应注重标准是该案例具有典型意义，能弥补成文法的局限与漏洞。 经过遴选的案例，应及时公布，以便下级人民法院遵循。我国传统的公布案例的方法是以出版的方式面向公众。

　　4.建立案例的制作标准。一是案例形式的统一。案例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标准，因此在证据认定、对双方当事人的请求的答复、法律的适用等方面都应当详细地说理和论证。如果对该案存在着不同的分歧意见，应当将分歧意见列出。至于发布机关的倾向性宣传、专家的评论等不一定要在案例中列出。为此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就案例制作标准规定统一格式和要求。二是案例审核的程序。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拘束力，因此必须根据一定程序对案例进行严格挑选和审核，防止出现案例与现行法规定不符，或者裁判本身出现错误等问题。三是新旧案例的更替。案例发布后，并不是永远都具有拘束力，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与新的立法及社会的变化不相适应，这就需发布新的案例更替旧的案例。四是案例的公布。案例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则应在《公报》、《人民法院报》上发表，同时，应当继续坚持每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整理，汇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裁判文书》公开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