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讨论法律主题词建构社会社会事实的作用。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也许追溯到高尔吉亚。语言构建社会功能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宗教语言。涂尔干的“圣／俗”的区分框架，把世界一分为二，前者包含所有神圣的事物，后者包括所有世俗的事物。由此，一切事物要么是神圣事物，要么就是世俗事物。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是神圣的，只要人们感觉它是圣的或认为它是圣的。24 这种分类图式在其特有的时空延展中，既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逻辑，也构成了长时间的制度整合作用。它借助符号造就了许多个具有象征力量（符号暴力）的制度框架，直接塑造着人们的日常反思活动。25 在索绪尔那里，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在关系网中才获致意义。由符号构成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现实性的客体。法律主题词虽然仅仅只是一种所指和能指结合的符号体系，是人为创造的，但是它有重构社会生活的力量。比如我们常常讨论的物权行为就是一个例子。在一个简单的现货交易中，在一般人看来，只有一个合同行为。但是在德国法学家看来，却有着三个行为，一个债权行为和两个物权行为。虽然我们可以说，当事人有交付价金或者货物的合意，因此物权行为是存在的。但很难说当事人在交付时会觉得他们是在独立一个独立的合同。如果我们承认物权行为，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律人至少会认为即使在买一副手套这种简单交易里，物权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着的。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法人”，这是民法中的一个主要主题词了。对法人的性质，理论界以前存在争议，有三种学说，即拟制说、否认说和实在说三种观点。我国学者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说。26 但是法人本身没有意思能力，只是人或者资本的聚合，它之所以成为与自然人相平行的一大类主体，是因为法律的拟制。法律这样规定以后，法人就有了独立的资格，在人们的意识中，个人与法人就分开了，法人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主体。

　　在现代社会中，表征事物（事务）的符号更具有创设现实的功能。布希亚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拟仿”（simulation）被描述为后现代性的特征。它不与任何实在产生关系，它就是它自身的纯粹拟像（simulacrum）。在一般情况下，表述问题涉及到形象和基础实在之间的各种关系，但拟仿完全不同，它基本上脱离了基础关系。在我们对一个世界的表述之外，我们已经没有谈论世界、辨别真和假、现实和想象的能力。27 在现代社会中，所指和能指之间是一种抽象关系。列非弗尔认为，现代社会中指涉物（referentials）已经衰落了。28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发现法律中的主题词也存在这种自我指涉的情况。比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指涉的是什么呢？它指涉的不是人天生的某种属性，而是法律建构起来的人的属性之一。行为能力虽然总是与人的理智联系在一起，而往往可以被理解为人的某种属性，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因为酗酒人和浪费人这两种人本来也是有理性的，但是法律却可以规定他们没有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可见，行为能力也是法律加在我们身上的，虽然我们可能认为这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属性。可见，法律主题词会反过来影响个体对事实界定的作用，而这些词完全指向自身，完全是无物之词。

　　结 语

　　《圣经》中说，太初有道（word），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由他创造的。29 据奥古斯丁解释，道即语言。他在《忏悔录》中宣称：上帝用语言了创造万有。30 《圣经》中还有一则寓言有名的“巴比塔寓言”，大意是，以前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准备在示拿地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以传扬人类的名，免得人类在地上分散。耶和华见状，有些害怕，于是就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即“变乱”）。31 这段经文说明了人类彼此间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那是因为冒犯上帝而招到的惩罚。因此，语言的隔阂和原罪一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负。后来，卡夫卡在评价巴比塔时说，如果人类只想建造巴比塔，而不想登上去，这项工作是可能被允许的。32 但是人会为了建塔而建塔吗？如果他不登上去，建塔的意义何在？人类的得救，一定包括拆语言的墙，填平语言鸿沟。海德格尔就认为，人之所以背离神，就是因为语言。如果说各种语言并存是人的一种原罪的话，那么在今天，在作为社会交流最基本的语法-法律中，人与人之间也出现了隔阂。卡夫卡的寓言《在法律门前》塑造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个农民站在法律的门外，想尽了种种办法，包括贿赂守门人身上的虱子，但却始终不能进去。他等了几十年，最后他问守门人，为什么人人都追求法律，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看见一个人申请进去来过？守门人见他快要死了，就对他说，这扇门是为你开的，其他人都不能进去。这个荒诞故事的主人翁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农民，而是我们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