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由官方出面组织协会将大大节约个体工商户的自组织成本，但同时也会带来官方组织成本。然而尽管如此，在现有的个体工商户发展水平和制度约束之下，由于自组织成本的过分高昂，官方组织成本仍不失为一种对自组织成本的有效替代方式，个协也因此必然具有官民二重性。官民二重性的边界在于官方组织成本与自组织成本之比，而在前述诸因素变动过程中，两者之比可能发生变化并导致个体协会官方力量的收缩和民间性的增长。由于调查中这一变更正处于进行过程，本文囿于时间的有限和变更的不确定性，没有涉及这一边界变更的分析，而只是对官民二重性的缘起及其实作逻辑做出一个说明。

　　3.3.2 官民二重性的实作逻辑

　　个体协会的官民二重性源于自组织成本与官方组织成本之比，而在官民二重性的制度框架内，三方行为者：官方（工商局/所）、社团本身（海淀个协及各分会）以及社团会员（个体工商业者）之间达致了一种正和博奕状态，而这种正和状态的可欲性又为官民二重性的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并构成官民二重性的实作逻辑。

　　第一，对官方而言。个协所具有的官民二重性为其节省了行政管理成本，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个协所承担的职能是对工商局行政监管功能的补充。个体协会创立伊始，便在章程中明文规定，个协的任务之一是“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工作”。[41] 个协在工商局日常运作当中承担了大量信息搜集传递工作：在我们所参加的海淀个协某分会的理事例会上，与会理事纷纷向会长、秘书汇报本管区无照经营的状况，情况详细到具体门牌号码，从而为工商局日后进行检查提供方面，大大节省了工商局的行政管理成本。[42]

　　其次，个协还在工商局所发起的某些特殊“运动”中承担动员组织功能。个协自成立以来，承担了监督管理个体工商户计划生育工作[43]、保险工作[44]以及新形势下的安置下岗职工工作等特殊任务。在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局发起的“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中，工商局在下文进行组织动员时明确规定了个协将承担的任务：“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在活动中要充分发挥”三自“作用，通过搞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制定‘个体劳动者文明公约’、‘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规范’等形式，做好政府管理的助手。在工作中还要注意总结市场中介组织自律的特点和规律，搞好行业小组和基层协会的建设，采取成立自查自纠小组，建立以协会理事、行业组长和党团员为主的监督网络，制订抵制制售假货的制度，丰富协会的管理内容。协会还要发挥党员和先进模范的示范作用，通过党员挂牌服务、表彰先进等形式，引导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向模范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准，为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做出努力。”[45].海淀某分会会长Z先生回顾了五年来“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的实施情况：我们年初做动员布置，年终总结工作，平日“自查互查理事抽查”相结合，并将落实情况作为评选先进的依据。一旦查出问题，将交由工商干部执法处理。这些特殊任务的承担节省了工商局/所组织分散的个体户的成本。

　　第二，对个体工商业者而言，个体协会的确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反映其合理意见和要求，而这对于缺乏其他救济方式的个体工商户阶层而言，尤为重要。个体工商户阶层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其他救济方式。李宝梁在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分析中指出，私营企业主之所以参与政治渠道的热情、愿望和主动性未能与其经济实力同步增长，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其他政治安排并从中得到救济，如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46]而个体工商户阶层多半时间精力都投诸于经济活动，较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囿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各种要素的制约，个体工商户通常无法进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协会成为个体工商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映其意见要求的唯一途径。A先生在访谈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工商管理费暴涨，街头卖冰棍的老太太原本一年要交160元，突然间涨至1300元，老太太无可奈何找到我，由我去跟区领导反映，并在当时崔会长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免。”[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