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代结语

　　通过以上略显繁琐的内容，我们粗略地分析了一下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日本知识产权法的修改情况。伴随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成立而进行的日本工业产权法和著作权法的修改并不是很多，其中，重要的修改也不多。这与迄今为止日本关注国际动向并在相关时刻对必要事项进行修改是有关的。毋宁说，在以往的修改中，实质性的大修改是根据日美总括协定工作小组的共识而建立的专利权赋予后的申述异议制度、外文书面申请制度等。

　　概观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立后日本《工业产权法》的修改，可以发现，除了类似因签署《商标法条约》而通过平成8年（1996年）法律第68号所进行的修改、伴随加入《马德里协定》而通过平成11年（1999年）法律第41号所进行的修改等伴随国际条约而进行的修改，以及类似通过平成14年（2002年）法律第24号所进行的修改那样的基于三方专利厅、WIPO等国际会议的结果而进行的修改以外，不少的修改是以适当且及时保护工业产权为目标的。特别是，对损失赔偿制度的重新评价、对法人侵害专利权犯罪刑罚的加重、对创造性设计保护强化的平成10年（1998年）法律第 51号，以及关于权利取得的早期化、侵害救济措施扩充的平成11年（1999年）法律第41号中对有关规定的修改正是这样的例子。在其后的修改中，平成 14年（2002年）法律第24号的修改是为了应对网络社会，根据平成15年（2003年）5月23日法律第47号而就有关专利费用的重新评价以及专利权无效审判制度所作的修改是为了实现根据“知识产权基本法”在平成14年3月设立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于同年7月3日发表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所规定的要求，可以将这些看成是综合性的制度改革中的一环。今后，我们期待着，在以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为中心的会议中推进综合性的、总括性的改革，而不是延续以往政府机关的条块分割。

　　近期，知识产权判例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以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中刊登的知识产权判例为例，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0年前的1975年度中，刊登的62件判例中知识产权为0件，1985年度刊登的29件判例中知识产权也仅为1件。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1995年里刊登的39件判例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是2件，以后，1996年的38件中为0件，1997年的51件中为4件，1998年的42件中为1件。从1999年至2002年，每年可看到4 至5件知识产权方面的判例。其中，1999年的39件中有4件，2000年的37件中有5件，2001年的37件中有5件，2002年的39件中有4件（注：像这样，最高法院的民事判例集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判决呈增加趋势，这一点在实际工作者中并不一定能得到积极的评价。特别是近来在尝试将有关知识产权诉讼迅速化的实践中，有人认为第一审集中审理、控诉审理不能进行得很充分是导致增加最高法院判决的要因。）。这些判例中，仅专利法而言，一些重要判例就包括：根据默示许诺理论将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认作为原则上合法的平成9年7月1日第三小法庭判决（民集51卷6号第2299页），最高法院第一次采用等同原则并对其适用条件加以判断的平成10年2月24日第三小法庭判决（民集52卷1号第113页），将后发制药公司在专利期间结束前进行根据药事法接受制造承诺所需的试验的行为认作为属于《专利法》第69条1项的实验研究的平成11年4月16日第二小法庭判决（民集53卷4号第627页），因专利中明显存在无效原因而被提起专利权无效审判、且能确实地预测到专利无效时而对专利权的行使被视作权利滥用的平成12年4月11日第三小法庭判决（民集54卷4号第 1368页），对在日本无住所等被告的著作权予以确认、并肯定著作权侵害诉讼的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平成13年6月8日第二小法庭判决（民集55卷4号第 727页），在于我国境内实施的积极诱导侵害美国专利权的行为案件中认定法例第11条1项规定的“原因事实发生地”为美国的平成14年9月26日第一小法庭判决（民集56卷7号第1551页）等（注：关于这些判决，在各年度的《法官重要判例解说》和《私法判例述评》等杂志上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