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居民占有、使用宅基地的行为一直都没有中断，但这段期间的法律文件却一直都没有用权利的概念对其作正式表达，甚至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也始终受到忽视——人们只注意到房屋所有权，没有意识到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说，在这段期间，宅基地上面只不过存在一个事实上的静止的土地支配关系而已。

　　朱苏力教授把这种民众自发的变革行动称为法律规避，参见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关于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农地产权变革的路径，详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第6期。

　　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依靠公有化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中，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依靠改革开放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中，我国的农村都被摆在次要的或者说边缘性的位置上，这也是我国农村至今未能摆脱贫穷落后困境的重要原因。参见陆学艺等著：《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5页。

　　关于语言共同体理论，详见[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页以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67页。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著，段毅才等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关于这一点，详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立法结构评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87页。

　　同上，第504页。

　　李光灿、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8—4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5页。

　　前揭李光灿书，第881页。

　　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当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落实还需要解决其主体的的构造问题，由于受本文题域的限制，笔者在此不能深究此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参见高富平：《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用益物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另见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

　　[美]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7页。

　　集体土地权利人长期以来习惯于政府的管制与安排，欠缺主体性与足够的自治能力，而这两个因素恰恰是他们真正独立地行使土地物权、实行私法自治的必备条件，因此他们同样需要观念转型。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第3页。

　　[美] H·W·埃尔曼著，贺卫方、高鸿均译：《比较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同上，第241页。

　　朱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载《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李建华、蔡立东、董彪：《论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第116页。

　　对于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立法设计，详见李建华、杨代雄：《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立法构造》，载《当代法学》（吉林大学法学院主办）2004年第1期。

　　吉林大学法学院·李建华 杨代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