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公示究竟为物权权利的公示还是为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讨论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界定物权公示制度的概念，确定物权公示制度的内容、范围和效力，确立物权公示制度在物权法中的地位，以及物权公示是否能成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物权公示的性质，学说上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物权公示是对物上权利的公示，即“权利公示说”；第二种观点认为，物权公示是对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即“物权变动之公示说”；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物权公示既是对物权权利的公示，也是对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是二者的统一，故又称为“统一说” 〔注1〕。

　　“权利公示说”从文意解释的角度出发，认为物权公示是对权利的公示，它公示的是物权的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即物权的归属者是谁，物权的种类、对象是什么。按照该学说的观点，物权人的相对人并不关注物权变动的过程，他关注的是物上存在何种权利，有何种限制，权利者是谁。就物权人而言，他向外界表明的是他对何物拥有何种物权，从而使相对人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他并不需要向外界表明这一物权得失变更的行为。因而物权公示是对物上权属状况的公示，“占有（或交付）”和“登记”，都只是物权公示的方法而已，而不是物权公示的内容。这一观点符合物权公示的字面逻辑。

　　“物权变动公示说”认为，物权公示是对物权变动的公示，它公示的是物权的得失变更的状况。现今的著述多采此种观点。如台湾学者史尚宽所著的《物权法论》在第二章“物权之变动”中将“物权之公示”列为该章第四节加以讨论，并明确“物权公示之原则是关于物权变动公示之原则”。〔注2〕 王泽鉴认为：“现行物权法之结构是建立在五个原则之上的……就物权变动言，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公示原则。”〔注3〕 郑玉波认为：“物权变动之原则为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大陆学者钱明星认为，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正是民法对物权变动的要求。〔注4〕 杨振山教授在其主编的《民商法实务研究》中，也认为物权公示是“物权变动行为须以法定方式进行方能生效的原则”。依此说，物权的静态权属状况不是物权公示的内容。

　　“统一说”则认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有“占有”和“交付”两种。因为占有是交付的前提，没有占有，何来交付？而交付不过是占有之移转。因此，物权公示既是对权利的公示也是对行为的公示，是二者的统一，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而得出的不同的结论。“占有”主要是在物权的静态下发挥公示作用，“交付”主要是在物权的动态下发挥公示作用：“占有”表明动产物权人因占有而具备权利外形，是对权利的公示，而“交付”则表明动产物权变动的具体行为。〔注5〕

　　笔者不赞同“权利公示说”。首先，并非所有的物权都必须进行登记的。例如，按德国民法规定，证券担保物权之用益物权或质权的设定，无记名抵押及指示抵押的让与，是不以登记为必要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规定，法定抵押权、法定先买权及优先承典权无须登记， 注6 这显然与“权利公示说”相背。

　　其次，从其发展起源上来考察，如果不发生物权的变动，则各物权权利人可安享其权利，这样也就无须对权利进行公示，以昭示其权利的变动了；相反的，只有当权利发生变动，物在不停的从一个人移转给另一个人时，既为防止发生混淆，也为了昭示新的权利归属，才需要将该权利变动的事实予以公布和确定，因此，“权利公示说”颇有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