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其是否留有“遗嘱”尚不确定，是按“遗嘱继承”还是按“法定继承”尚不确定，所以还不能确定继承人的人数，还不能确定继承人是谁，因此没有办法“分割遗产”，没有办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但是，被继承人已经死亡，权利主体已经消灭，不能让“遗产”处于无主状态，因此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三十五规定：自“继承开始”（即被继承人死亡）之时，由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遗赠”也准用同样的规定，从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之时，即“继承开始”之时，遗赠财产的所有权就归了受遗赠人。到后来分割遗产时，如果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则该遗赠财产的所有权就归其他继承人。

    须要注意的是，因继承而发生物权变动的这个规则，对法官裁判案件会有影响。例如父亲去世以后房产没有分割，由母亲管理使用，最后母亲又去世了，这个财产由农村的老大继续使用，老二在国外几十年后回来向法院提起诉讼。假设他以“侵害继承权”为由起诉，老大自然会以诉讼时效经过作为抗辩，法院审查诉讼时效确已经过，于是判决驳回老二的诉讼请求。假设老二以“分割共有财产”为由起诉，他不说侵害继承权，因为父亲去世时遗产就归属于兄弟二人共有，只是共有财产一直在大哥的掌管之下，他现在请求分割共有财产，而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如果老二以这个理由起诉，法院就不能驳回他。法院查明这个遗产没有进行过分割，一直处于共有状态，法院就应当认可老二的请求，作出“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可见，因继承发生物权变动的这个规则，对当事人、对法院都关系重大。

    上面谈到“继承开始”即是“被继承人死亡”之时，而此所谓“死亡”既包括“事实死亡”，如老死、病死、死意外事故致死，也包括“宣告死亡”。在“宣告死亡”的情形，自判决所确定的“死亡之时”“继承开始”。这里顺便讲一个实例，一个人在“大跃进”年代失踪，致1959年所在单位及配偶均认为“已经死亡”，在配偶（母亲）主持之下分割“遗产”，农村的房屋分给老大，城里的房屋分给老二。后来母亲也去世了，兄弟二人一直相安无事。到改革开放以后，因房地产开发，城里的房屋显著升值，于是老大在1999年向法院申请宣告其父亲死亡，法院作出了“宣告死亡”的判决，而这时该人如果活着的话将已130多岁。宣告死亡的判决下达后，老大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重新分割遗产，因为1959年父亲尚未“死亡”、继承尚未开始。于是，法院于2002年作出判决，认定当年母亲主持进行的遗产分割无效，并进行重新分割“遗产”。这样的判决是否正确？当然不正确。在母亲主持分割遗产已经四十多年之后，法院否定四十多年前的遗产分割协议，显然不合情理。其失误在于，把“死亡宣告”看作独立的诉讼行为，未注意到法院作出的死亡宣告将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而未注意到宣告死亡申请人要否定四十年前的遗产分割的意图。最后二审法院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为根据，先撤销“宣告死亡”的判决，再据此撤销“重新分割遗产”的判决。这一实例的教训是，法院审理案件不可“就事论事”，一定要弄清楚当事人的真实目的，弄清楚案件的实质是什么，避免上当事人的“圈套”。

    （三）因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

    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三十六条规定：“因合法建造住房等事实行为设立和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所谓“事实行为”，就是指用钢筋、水泥、砖瓦、木石建造房屋、用布料缝制衣服、用木料制作家具等行为。建成一栋房屋就发生房屋的所有权，制成一件衣服就发生衣服的所有权，完成一个书柜就发生书柜的所有权。房屋建成后还没有办理“登记”，但房屋所有权已经发生。制成一件衣服，还没有“交付”，但衣服的所有权就已经发生。完成一个书柜，还没有“交付”，但书柜的所有权就已经发生。条文所谓“事实行为成就时”，就是房屋建成之时、衣服制成之时、书柜完成之时。这些情形所有权之发生，属于法律行为之外的物权变动，按照本条规定自“事实行为”“成就”（完成）之时生效，而不是自“登记”或者“交付”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