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论“红色物权法”的“红配绿”——基于正义理论的视角》一文后，笔者再写此文，仿佛是受某种良知的推动。这种良知，源于笔者对财产属性的学习和观察，使我确信一个设计不良的社会财产制度，会侵扰公民人权和自由，损害社会和谐，危及国家发展，最终不导致民族振兴而是导致崩溃衰亡。对一个力争获取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国家，物权法的制作，本身是一种兼顾现实与未来的高技术立法活动，考验立法智慧。这个考验性的命题，集中可以表述为――物权法能否为国家发展进步留下制度通道。

　　我分明看到《物权法草案》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行走。立法盲动，导致许多法律思想家陷于沉默，而对《草案》的公开异议，包括希望《物权法》成为 “暂行法律”、“试行法律”的种种委婉建议，潜在地说明该法的制定，的确已经脱离人类法律文明的时代水准。如果将《中国物权法草案》换名为《罗马尼亚物权法（1986）》，或者将其换名为《波兰物权法（1956）》，哪个神仙能够猜得出来，它的制作是在21世纪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这就是说，作为立法技术人员，必须反省立法目的，具有与时俱进的“法头法脑”――那种不顾社会演进趋势、不讲立法技巧的物权法立法方式，是陈旧的“法头法脑”。

　　一、物权法与宪法

　　立宪和立法是有区别的，不宜将立法简单等同于“立宪”。在国家不断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新的社会环境，这种区分观念的建立，尤其必要――既不宜将物权法制作成为违宪法律，也不宜将其制作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障碍，损害物的利用关系。一种兼顾过去与未来的物权法，一种纯粹法律规则，是这个变革时代的需要。如果说宪法规范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物权法作为可执行法律，应具有更强技术性，成为一种可操作规范。但是，我们仅仅在《物权法草案》中看到对“宪定公有制”祥林嫂式的喋喋不休，仿佛不这样，中国的“国有”不动产就会从治理机构的掌控中溜之乎。这展现了一个精神没有康复社会，流行的“所有权迷恋症”。这种精神症候，既时常发作在民间，也时常发作在国家治理场域。

　　被20世纪前代人类钟情的“所有权理论”，并不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并非一个合适的“立法范式”，坦率地说，“所有权立法范式”已经 “过时和土气”。说它“过时和土气”，在于所有权的政治学说没有在哲学高度澄清人和物的关系本质，也没有认识到对世物权诞生和变迁的自然属性，而是将对世物权假想为国家定制的产物，宣称所有权是立法拟制的对象。这背离了对物关系自然产生、自然变化、自然消亡的本质。一个对人类自然权利没有认识的社会，敢于制作物权法则，这只能说明“敢下五洋捉鳖者”的勇气。

　　现代社会的财富分配，超越了“所有权理论”，社会本位的对物支配关系，动摇了财产所有人的“绝对自尊”。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股份关系的诞生，新的财产组合形式，也改变了农业社会对物的支配关系，传统的产权人对物“占有、使用、支配”定式变化了，任何新式的社会经济组织，不再勉力宣称自己在现代企业仍然具有传统意义的对物支配权。所有权理论在股份企业制度中出现了解释不灵。考虑到“所有权”理论在智慧上和执行上的现代缺失，新的理论如财产权这种变动的概念，正在对所有权理论实现着替代。

　　在变革社会，立法重述宪法内容，须是政治理性与法律理性、经济理性三者的共同需要。这就是说立法不宜仅仅表述单一社会理性。物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确立对物的占有、支配关系准则――也就是说，物权法与宪法不一样，目的还不是确立社会财产的初始分配，对物的所有权作“基本规范”，而是在宪法“基本规范”的基础上，明确物权内涵，建立物权裁判规则。一味地在21世纪重述20世纪“所有权”理论，标明了一个尚未与时俱进群体智识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