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犯罪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这是由其多属职务犯罪，主体对抗性大，发案隐蔽，权钱交易的非法占有活动混杂在合法执行公务之中，经过预

    首先是由犯罪主体的身份决定的。他们一般都是有职有权的人物、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社会关系网多，作案前有准备和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

    其次，这是犯罪者利益的一致性、犯罪方法的多样和证据的难侦破性决定的。以贿赂罪为例，不论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或居于双方之外的介绍贿赂方大都是非法利益的获得者，其目标利益是一致的，也是互相关联的，一旦一方受到查处，另一方也难逃法网，这种紧密的连带关系和“一损俱损、体戚与共”的风险意识使他们互相保密，决不轻易暴露、以免殃及自身。同时贿赂的方式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如将贿赂行为溶于业务活动之中，内化为双方一种自律的行为，没有第三者闯入或意外事件很难发现，或者通过不等价业务往来，使暗中的差额成为事实上的贿赂。

    第三，腐败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相连或与其他经济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包容，而腐败犯罪分子往往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逃避侦查审判。

    第四，是否腐败犯罪其性质往往与民事馈赠等行为、地方政策、经济转轨期法律法规的漏洞等混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和界定。同时，犯罪分子也利用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磨擦碰撞和法律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趁机捞一把。

    二、现阶段反腐败的对策与设想

    当今世界，腐败已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弊端，而是各国、各地区共同面临的、急需治理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其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制定严厉打击和有效预防的措施。国际上，联合国组织也很重视腐败犯罪问题，多次召开有关反贪污腐败的研讨会。

    反腐败的机制或对策主要取决于四个要素：其一，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及其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二，公职人员的素质；其三，监督制约机制；其四，公正适宜的外部环境，主要是社会系统为主体的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上四个要素，以“法”贯之，通过法律来引导、确立和保障。

    中国古代反腐败主要表现在监察、惩戒、教育和预防四个方面，而以惩戒为主。例如历代王朝大都坚持以严刑峻法整肃吏治，惩治贪官；坚持设立专门的御史（监察）机关和监察制度，监督、约束官吏的腐败行为；注意教育官吏具有恤民忧国、清正廉洁、修身律己的职业道德，坚持选拔或罢免官吏以是否清正廉明为主要标准；注意实行官员回避制度，注意增俸养廉。

    国外近些年反腐败犯罪的对策有很大丰富和发展，主要反映在刑事治理预防体系的严格化和周密化，非刑事治理预防区域的综合性和网络化。具体体现在：1.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法规呈双重化，变得更为严密和详尽。2.惩治腐败犯罪的机构逐渐专门化，并具有较大的权威和独立性。3.惩治腐败犯罪的刑罚等方法呈多样化、严厉化。4.公职人员的选用标准日益严格，公职人员的任职法规不断完善。5.实行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提高政治透明度。6.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薪俸待遇，给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反腐倡廉以经济保证。7.发挥议会、政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作用，建立社会外部的反腐败制约机制和环境。

    腐败行为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旨，同我们国家的性质根本相背离的，是党和政府坚决反对和打击的。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惩治与预防，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对策，对遏制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颁布了《刑法》、《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有关法规，制定了严厉的刑事惩罚措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侦查的执法机关，1988年又在检察院下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建立了反腐纠纪的监察、监督机构及其制度，建立了公众举报制度，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力量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等等。但是，腐败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多方面的原因，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不是采取一、两项措施，经过三年两载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应该把腐败犯罪放在一个社会、历史大背景之下去考察研究，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等多方面的策略手段，综合治理，要总结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力求建立一个广泛的、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