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比较可见，著作权犯罪应轻于盗窃罪，在日本、泰国等，著作权犯罪之刑度仅为一般财产盗窃罪之三分之一。就连如此重视著作权保护的美国，其最高刑度也仅为五年监禁。[31]

　　我国目前则高达七年有期徒刑，不仅较普通盗窃罪重，而且在世界也属特例。这虽然表明我国试图在此方面“加大打击力度”的决心，但却未必符合公平的价值原则。台湾亦是如此，常业者也达七年。但对待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上，我们新刑法减轻刑度，则是公平原则在此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预防主义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通过刑罚来惩治犯罪是为了实现预防犯罪的一种社会功效。由于认识角度不同，预防主义形成了威慑论和矫心论两种不同的观点。[32]

　　法律的威慑功能是存在的，但是著作权犯罪是一种智力犯罪，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经过精心策划、思考，较为理性，也明知犯罪后果，因而，威慑论对于著作权犯罪人来说，不存在很大的意义。而用法律来威吓的观念，缺乏对人的尊重，并给重刑主义提供依据，这也是著作权案件中尤其不能接受的。矫正论从龙勃罗梭的生物决定论到菲利的社会决定论、以及李斯特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思想，为抑制著作权犯罪提供了条很好的思路。但是，矫正论是根据个别预防的需要分配刑罚，其主要是根据刑事实证法学派所说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33]

　　由此而形成的不定期刑、限定期刑、保安刑等，显然现在还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犯罪。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严打”作风的国度，其对于著作权领域的影响必须严格限制。

　　综上所述，对于著作权犯罪来说，主要以报应主义为主，兼以预防主义济之，刑罚之分配也只能对已然犯罪的一种惩罚，不能为了更大的善（矫正）而在去诬陷他人（康德语）。不过，著作权犯罪人之再犯可能性是很微妙的，具有不可预期性，这往往取决于社会政策，因而，建立一个良好的著作权保护和利用制度，对预防著作权犯罪是至为重要的。

　　另外，刑法的公正性中天然地包括了刑法的平等性。[34]

　　在著作权刑法中也应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平等性意味着相同的罪与相同的法律制裁。著作权法第45条、46条文件规定了十四种侵权行为，但刑法仅将46条中的四种列入。特别是有的基于同一犯罪目的而有相似的社会危害性的侵权行为，却未纳入刑罚范围。这就出现了基本上是相同的罪则出现处罚上的天渊之别。比如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表演者许可，对他人表演制作录音录像出版的行为，这与刑法217条中（一）、（三）均有相似之行为与社会危害，但缘何表演者的权利，得不到同等保护呢？而相同之侵害人又可以逍遥于法外，得不到同时处罚？第二，这里特别要注意一种所谓保护名人的倾向。名人名家侵害著作权构成犯罪，应一视同仁；名人名家的著作权被侵害了，也应与其他人的著作权被侵害时一样平等。当然，其中的犯罪后果因素又另当别论了。还有，平等不仅是体现在立法上，更多地体现在著作权侵害案件的司法中。

　　总之，著作权犯罪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而对著作权的公正，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最好体现。著作权犯罪中刑法公正原则的贯彻，可以引导我国刑法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转化，改变刑法观念。

　　2、谦抑

　　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35]

　　这是刑法的第二性特征。

　　早期对侵权行为的制裁中、东西方表现了不同的特征，西方式的是民法方向，重于民事责任；东方式的是刑法方向，重于刑事制裁。但在著作权侵权行为中，则恰恰相反，西方式的则重视刑法措施，东方式的则侧重于民事责任，迟迟不愿意适用刑事救济。如前所述，这固然与社会发展因素有关，但也离不开文化背景因素。东方社会强调伦理和谐秩序，文化的创作和传播是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文化上自然表现出温良风俗，而不重于严刑峻法。西方社会强调功利和竞争环境，则意旨在于私权保护，刑事救济自然是最有强制力的措施。在此方面的立法政策是否反映出了东方社会在文化上的优势或先进，这尚是一个值得研究而目前还没有结论的问题。不过，一旦一种知识产权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竞争，各国刑法都失去了“谦抑”风范，竞相加以规范。就我国而言，我们最先制定刑事制裁的是侵犯商标权的犯罪；其后才对假冒专利适用假冒商标的比照条款；[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