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新的婚姻法和司法解释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执行方面对于“包二奶”现象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而且与现有的刑法存在着矛盾。而以“包二奶”这种社会现象的发展趋势和严重危害来说，确实是需要刑法对其进行调整。在“包二奶”问题上，刑法要与婚姻法寻找一个平衡点。

　　二刑法界对于“包二奶”问题的不同观点

　　对于“包二奶”问题，刑法界的各家各派似乎都有不同的说法，综合来看有一下几种观点：

　　观点之一是扩大重婚罪在刑法中的解释。婚姻法作为一部基本法，只能规定到“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至于“什么情况构成重婚罪”，“怎样制裁这种行为”则是刑法所规定的范围。因此要对重婚罪作严格的列举性规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登记结婚或举行婚礼的（事实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有固定住所共同生活的（“包二奶”、纳妾）；有配偶的人以钱换性与他人有稳定同居关系的（姘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有稳定的性关系，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皆为重婚。

　　观点之二是以引诱卖淫罪对该现象进行惩处。该观点认为，“包二奶”者可称之为高级嫖客，需要付出诱人的物质条件，才能诱使女性为自己提供较长时间的性服务；二奶们可称之高级妓女，其提供性服务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谋生或敛财，在刑法还没有对“包二奶”形式的卖淫嫖娼行为作出专门规定之前，引诱卖淫罪不仅适用于“拉皮条”者，还应将其作扩张解释，适用于包者和被包者的卖淫嫖娼行为。但是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把“包二奶”者称之为高级嫖客，把二奶们称之为高级妓女，都属于嫖客妓女的组成部分，而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卖淫嫖娼行为予以定罪量刑的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性病而卖淫嫖娼或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除外），且引诱卖淫与卖淫嫖娼完全是两码事。引诱卖淫往往是以金钱、物质或宣扬腐朽的生活方式，诱惑、勾引没有卖淫恶习的人从事卖淫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方引诱另一方；而卖淫嫖娼、“包二奶”往往是双方互动，相互引诱。用引诱卖淫罪进行惩处显然有于理不合之处。

　　观点之三是认为，“包二奶”的问题不能靠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来遏制。刑法是对危害社会行为最严厉的处罚。“包二奶”的情况比较复杂，应通过法律、政纪、党纪等多种手段共同解决，形成“包二奶”这种现象的是社会原因，人们对其存在羡慕心理也是背离道德准则所致。从国外的情况看，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文，但以判例的形式，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判决对因“包二奶”受损害的一方进行补偿。

　　甚至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借鉴德国、瑞士法律规定，凡因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相奸）导致离婚或受刑的，可限定一定年限（年限可酌定，德国是4年，瑞士是3年）不准再婚，终生不准与相奸人结婚。但是这种观点似乎处罚过重，因为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道德规范能否上升为法律，要看它是否是全社会公认的一种具有社会支撑效果的公共道德准则，立法者应该非常苛刻地去选择、清理。对禁止于通奸者结婚进行惩罚恐怕并不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认知，非要上升为法律，就成为立法中的道德霸权主义了，法律只是实现了部分人群的话语霸权，对很大一部分不认同而又不能不遵守的人来讲就是不公平的。

　　三我的观点：“包二奶”现象应该纳入刑法调整范畴

　　1现行刑法调整“包二奶”现象的困难和问题

　　由于我国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过于严格，难以调整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实重婚行为。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虽然都有重婚罪的规定，但是按照这些规定，构成重婚的法律要件是：当事人需履行婚姻登记手续；当事人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也就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生活的，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它要求被告必须分别和两个不同对象有两张结婚证，或是不仅婚外同居还要傻乎乎地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起码要有邻居指证婚外公开同居者为公开夫妻。客观现实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几乎没有人再次办理登记手续，对外也不以夫妻名义相称，他们对外以秘书、兄妹、保姆等名义相称的居多。因此能够按照刑法重婚罪定罪量刑的是极少数。如此，重婚是一个很难套上的罪名：其一，即使有人想重婚，也不会自投罗网再去登记；其二，邻里间很难知道旁边住的隔壁主人是谁，是不是夫妻。重婚案具有跨地域和隐蔽的特点，这决定了取证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除了拍摄重婚嫌疑人的住所和共同生育的子女的照片外，还必须收集周围群众指证嫌疑人是夫妻的证言。而这一点随着近几年商品房出租的增多，邻里关系的疏远，许多人怕惹事生非也不愿作证，而逐渐变得艰难。所以很多法院都反映，近年来处理重婚案件仅几例，刑法规定的重婚罪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