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与“Legitimacy”相对的词为“Legality”，指形式合法性，表明实在法意义上对于形式与程序的奉守无违。参见[德]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13] 学界虽未论及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但对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的正当性稍有涉及。如见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18、 374-390页。有关论述对本文有启发意义，但他们多从形式、特征和要件（某一方面）入手，有表层化的缺陷。我也不赞成他们本质论的探讨，把握事物的本质很困难，且一种现象是否有单一本质也令人怀疑，故我对私力救济的正当性选取一种解说性视角。

　　[14] 私力救济之所以正当，是因为依托自然权利。

　　[15] 私力救济虽可能损害对方诉诸和平解决纠纷的法益，但若它保护了更重要的法益，即可视为正当。法益衡量说或优越利益说缺陷明显，因为不法侵害者虽实施侵害行为，其合法权益仍应受法律保护。

　　[16] 当权利受侵害处紧急状态时，没有充足时间寻求公力救济，当事者唯有自救，官方则容忍、默许或放任。缺陷在于，紧急状态存在只是私力救济正当化的条件之一，以此作为正当化根据似有不妥。

　　[17] 法律不容许侵权，受侵害应获保护，权利保护原则上诉诸公力救济。但特定情形下如不许可私力救济将放纵违法。私力救济是对不法侵害的斗争，私人与国家共同维护法秩序。但缺陷是未解决国家、私人就权利保护如何合理分工即私力救济何时正当的问题。

　　[18] 社会契约论受到各种批评，如忽视历史，“自然状态”无法证实。如[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19] “封建主义隐含着政治义务的契约基础和这样一个原则：法律和政府必须伸张正义。从原则上说，人民可以不服从非正义的统治者，因为他违反了契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0]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尽管“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但国际关系基本上如此。同上书，第96页。

　　[21] [英]洛克：《政府论》（下）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22] 同上书，第6-8页。

　　[23] 部分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7页。

　　[24]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5] 有限政府要求政府权力来自人民授予、权力实现最终得到人民同意、权力直接依据宪法或法律、政府任期期限确定和届数限制。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26] 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六章。

　　[27] 我国法律并无禁止私力救济的规定，所谓（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主要见于学者论述。

　　[28] 参见[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5-7），李薇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第2号，第267-331页。

　　[29] 这一提法借鉴了何怀宏底线伦理的概念，参见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