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理解刑事代理责任，还必须注意如下三点：

　　（一）它不可与民事代理责任同日而语。尽管在名称上或在责任分配方式方面两者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但是，从设立功能与目的来看，其间旨趣各异。在民法中，雇员的不法侵权行为，如盗窃、诈欺、伤害甚至杀人，对这些行为雇员承担责任自不必说，雇主也对这些行为承担对受害者赔偿的责任。但是，这还不是刑事法中的代理责任。因为民法中的这种责任的功能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刑罚的首要功能则可能在于惩罚有罪过的行为人，以为防卫社会的需要。因而刑事代理责任的依据是被告的行为没有尽到某种责任，以至他人犯罪，所以对他有惩诫的必要。刑事代理责任方式一般是监禁和罚金，可能同时附加吊销证照，这意味着被告失去了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这些在民事责任中是不存在的。

　　（二）刑事代理责任与严格责任的关系。对此，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很大关系。如我国学者陈兴良博士认为：“代理责任不同于严格责任，它除了像严格责任那种不要求必须具有本人罪过之外，也不要求必须具有本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一定地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99页。 ）而国外的学者则认为：“制定法或许要求罪过，然后才能施加代理责任……一旦制定法规定，应对某个特定人施加严格责任，则很可能要求那个人对任何人的行为负责，通过这种行为，他履行自己的义务。（注：J·C·Smith & Brian  Hogan： Criminal Law， Butterworths，1988（6nd），P163.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者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与代理责任均是没有错误的责任。（注：A·H·Loewy： Criminal Law In a Nutshell，  West Publishing Co.，1975，P120.）

　　客观地说，代理责任与严格责任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归罪方式。严格责任出现的场合是：只要能证明被告的行为触犯了制定法的禁令，并且被告难以表明他已在最大限度内履行了注意义务，以防止发生该行为，就可以判定他有罪。换句话说，例如，被告的辨护理由“我没有意识到”不能发生作用，就有严格责任。而代理责任的场合是：被告的刑事责任是基于他人的行为，通常是雇员的。有时，他承担责任的范围扩展到实行犯故意地不遵守雇主的命令这一场合。（注：Supra P120. ）如酒吧侍应生不顾酒吧老板的命令，将含酒精的饮料卖给未成年人，老板有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我们决不可否认严格责任与代理责任之间的联系。首先，就形式而言，两者都是渊源于制订法的规制；其次，两者的立法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和规制目的是一致的，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有效地防止某些严重犯罪的发生。一般来讲，存在代理责任的场合，往往有严格责任的发生。如雇员向未成年人出售含酒精饮料，这时对其适用严格责任，与此同时，雇主也将承受代理责任。

　　（三）法人责任与代理责任。对这一问题，重要分歧在于是否认为两者的同一性，或者说，我们可否认为法人责任的本质是代理责任。陈兴良博士认为：“法人责任是严格责任和代理责任的复合，就其不要求罪过而言，它是一种严格责任，就其对单位内部特定人员的危害行为负责而言，它是一种代理责任。”（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99页。）然而，Purvis 大律师则明确指出：“法人也应如个体那样承受责任，其场合是当法律对雇主或其他有特定关系的人施加代理责任之时。”（注：R·N·Purvis：Corporate Crime， Butterworths Pty Ltd， 1979，P397.）

　　诚然，法人犯罪中存在替代主体，是因为法人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其中存在纵横细密的分工，如果不确认法人责任，往往很难找出真正的责任人。如在一些造成灾难的案件中，死亡的发生常常是由法人的组织或管理行为造成的，这自可认为是法人对安全引起了威胁，而不必去惩罚它的一个或两个雇员。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也许可以说法人承受了严格责任。但是，一个法人必须通过活生生的自然人开展行动，这个人的言行不是为了某个法人组织，他的行为是法人的行为，决定他的行为的思想是法人的思想。如果一个在职雇员的业务行为有罪的话，那么这个有罪的行为是该公司的行为；如果该雇员在主观上有罪的话，那么这个有罪的主观思想是该公司的。“公司毫无疑问承担代理责任”。（注：J·Herring & M·Cremona：Criminal Law，  Macmillan   PressLtd，1998（2nd），P89.）笔者同意这种观点，由此也认为法人责任的实质是代理责任。顺便指出，这种观点丰富了法人犯罪主体资格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