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治本与治标相结合，强化社会综合治理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现象的增多，外在社会环境是重要的诱因，预防和矫正工作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方针，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强化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现代城市社会，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局面。传统的电影、戏剧发展平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代之而起的是电视、录像、舞厅、网吧、迪厅等。这些文化活动场所难以管理，良莠不齐，一些不健康的服务项目和黄色音像制品及赌博游戏极易腐蚀青少年。因此，要严格整顿文化市场，坚决打击并杜绝一切违禁的消费现象，净化文化娱乐场所，铲除诱发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环境条件。同时，应多建立一些以科技和健身为主要内容的娱乐场所，引导青少年把注意力投放到有丰富科技知识或健身内容的娱乐活动上来，远离不良环境，减少违法犯罪

　　3、制度完善与创新相结合，强化制度落实。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一是在制度在制度完善方面，1991年9月4日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定，从司法角度使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和预防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其他国家在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暂缓起诉等。但同时也还存在较多的问题，较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盲目学习西方国家所谓的先进经验，而在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二是虽然制定了一些很好的措施和制度，但执行力度不够，如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犯的说服教育工作方面制定了很多具体的措施，但由于受司法人员素质和司法工作任务繁重程度的限制，在实践中一般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起来往往心不在焉，即使迫于硬性规定的压力而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些教育，但也往往停留在空洞、乏味的说教层面上。因此，我们应当在完善与创新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制度落实的层面上来。

　　4、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强化区别对待。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刑事政策，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均采用轻刑化、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处理。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常出现思想认识上、实际处理上的不统一，不是失之于宽，就是失之于严，尤其是很多人以为只要是未成年人犯罪，都应“宽大为怀”，实际上我们的刑法之所以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目的在于挽救而不是放纵，即使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为主题的刑法改革运动，在对待严惩犯罪特别是暴力性犯罪时，刑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即“轻轻、重重”，对犯罪较轻的用较轻的刑罚，在严重的犯罪用重的刑罚，总体上用重的刑罚，但总体上用轻刑，如美国1994年通过的《暴力犯罪控制与热法条例》规定触犯重罪的13岁以上未成年人依成年人起诉，性暴力犯罪者出狱后10年内采取登录制度，累犯可处2倍最高限之刑，并新设刑罚处罚帮派犯罪。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基本方针的同时，应当有所区分，特别是对那些在共同犯罪中策划、组织等主要作用且主观恶性较大的人，应当严格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