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被告人李某在南丹县大厂镇做矿生意时，知道韦某某是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环保科副科长及其BP机号码。2001年南丹发生“7.17”透水事件后，李某认为韦某某有权，肯定有受贿行为，便想敲诈要钱。2002年1月21日中午被告人李某用在云南省开户的手机传呼韦某某，称其是部队的，有事约韦到金城江城区面谈。次日18时许，李某身着武警军官服约韦某某到“长城宾馆”前见面，称自己是部队调来参加南丹“7.17”事件的中央专案组人员，手中掌握有韦受贿的材料，提出要10万元可以把事情摆平，否则韦会受到处罚。为了稳住被告人李某，韦某某便说现在没有这么多钱在身上，约定第二天再联系。当天，韦某某便向公安机关报案。23日18时许，被告人李某与韦某某在金城江“长城宾馆”前再次会面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缴获武警军官服及军官证等物品。

　　该案在审查过程中，出现四种不同的意见：

　　一：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即捏造韦某某有受贿的事实，手中掌握有韦受贿的材料，企图骗取韦的10万元。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二：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理由是李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以武警现役军官的身份，进行诈骗，企图骗取他人钱财，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其行为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

　　三：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理由是李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武警现役军官的身份，进行诈骗，企图骗取他人钱财，损害武装警察部队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

　　四：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他人10万元，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前三种罪中，都含有“骗”字，说明此三种罪必须以“骗”为主要特征，即被害人在被骗后往往是“自愿”交出财物或其它合法权益。而敲诈勒索，虽然也有“诈、骗”的成份，但却是以“威胁、要挟、恫吓”被害人为特征，即对财物的持有者施以威胁、要挟、恫吓，造成被害人精神上的恐惧，出于无奈，被迫交出财物或其它合法权益。这是敲诈勒索罪和前三种罪最主要的区别。

　　一、敲诈勒索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区别

　　1、行为手段不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手段只限于冒充军人的身份或职称进行诈骗；敲诈勒索罪采用的手段是威胁、要挟、恫吓，对身份没有限制。

　　2、犯罪的主观目的不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目的是追求非法利益，其内容广泛，可以包括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也可以包括其它非法利益，如谋取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城市户口、职位、学位、工作、同他人结婚、办企业、签订合同、招工、招干、招兵等；敲诈勒索罪的目的是希望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3、侵害的客体不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武装力量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敲诈勒索罪侵犯的客体仅限于公私财产权利。

　　4、交出财物的心态不同：在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中，被害人在受骗后“自愿”交出财物或其它合法权益；而敲诈勒索行为则是被害人被迫交出财物或其它财产性利益。

　　5、构成犯罪有无数额限制不同：我国《刑法》规定，只有敲诈数额较大以上的公私财物的，才可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对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无数额较大的要求，这是因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未必一定表现为骗取财物，而有可能是骗取其它非法利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和集中地表现为由特定的犯罪手段所决定的对武装力量的威信和正常活动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