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原告所举的“借条”显然是有严重缺陷的，也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她又向法庭举出若干证人证言，试图从出借资金来源上，来印证自己手中作为借贷关系成立的关键证据——收条的效力。还举出证人证言证明她向被告索要借款时有证人看见。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我们这样的一个合理怀疑；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证明你把钱就借给了本案的被告；即便有人看见你索款的行为，也无法证明当时你所索要的欠款就是你向法院起诉的这10万元，因为事实上你们双方的经济往来也并不止于此。当然，对被告而言，如果你出具的仅仅是收条，何以要画蛇添足，在条据上写上年利率的字样呢？这也是被告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从字面意思看，就算写了“年利率”，也不能就此认定为这就是当时当事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再往深处假设——如果被告确是在借款时把借条写成了收条并约定了借款的利率，那么二审的结果不就让原告吃大亏了？但就民事纠纷的原被两告而言，责任应该只有一个承担者，原告曾经做过会计，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财务常识，真要是借出如此巨款给被告，在拿到有着如此瑕疵的条据时为什么没有当即提出，要求更正或重写呢？法官可以有同情心以及好奇心，但我们是裁判者，就必须贯彻立法者的意图，而立法者是在对整个社会普遍考量的基础上做出了理性的立法选择，法官当然也不能排斥理性。正是理性的推定才会有此案的判决结果。

    再者，二审判决也更符合公众的一般经验。依一般的社会经验，十万元对于任何人都算得上是巨款，出借方对借条的重视程度绝不会马虎到如此地步，那张条据连基本的事实都看不出来，怎么能不当即纠正呢？二审结果至少在形式上更为公正。虽然我们不以普遍性拒绝特殊性的存在，但在或然率上，此种可能性至少高于另一种可能性。

    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双方都负有勤勉和谨慎注意的义务。原告接收被告出具的收条，应对收条的形式及内容作必要而恰当的检查，内容不符的收条不能接受。同样，形式上有欠缺的欠条仍然不能接受，否则，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视为对条据上所书写内容的认可，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表现在本案中，就是原告应对所持收条的瑕疵负进一步说明的责任，当对方当事人不能接受或者不能推定为对方可以接受时，还应负举证责任，此时的举证仍然应针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本身进行，而不能舍本逐末，否则举证再多也于事无补。就像本案原告举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资金来源、来证实曾经索要过借款，但对自己起诉的这个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成立却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并不能支持自己胜诉。所以证据持有人应对其有瑕疵的收条负举证责任。当然，这是以对方对此条据提出异议为前提，否则就没有举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