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本身着手去讨论法之本质，其本身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法律本质及内涵展开的追问。生活，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P31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生活的样法”，就是指生活方式、范型。持这一观点者并不止梁先生一人，文化人类学家贝内特和图明亦有同样的看法：“文化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我们把这些行为模式叫做生活方式。”转引自景海峰:梁漱溟评传 百花文艺州出版社1995版P53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P9而我们生活中依靠者，无非是生产工具、方法技术及相关社会之组织制度等。这些当然在文化中占有相当多的分量。然而，相对而言，这些都是次要的。梁先生认为，“生活”是一既非物质的，也非精神的意欲。在文化中，人生态度是其根本。他说：“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此即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P 95-96 人生态度之所以各异，就在于人生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梁氏认为，人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可分为三类：一是人对物的问题，二是人对人的问题，三是人对自身的问题。在人对物的问题上，人们的人生态度多为向外用力，即从身体出发;在人对人的问题上，人们的人生态度多为向里用力，即从心(理性)出发。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P268态度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全部。

　　一些学者将意识定义为个人的观念和态度，它们结合起来，就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形式和结构。这一关于意识的概念是政治和法律理论中的经典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表达，它表明，任何规模和类型的社会团体(家庭、同辈群体、工作团体、公司、社区、法律机构，以及社团)都是从个人的集合行动中产生的。根据这一取向，“政治社会……是自主的个人组成的联合，这些人统一他们的意志、集合他们的力量，以实现互惠互利的目的。由此可见，意识既包含理性，又包含欲望，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欲望——目前仍未得到解释——是指“自我中变动的、积极的或基础的部分……把人与人区分开来的不是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同，而是即便在他们理解相同的时候却希望得到不同的东西。” 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贝尔：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法律 陆益龙译 郭星华校 商务印书馆 2005版 P56-57决定法律本身的生活态度与法律规范本身的内涵——意识形态两者在本质上完全等同的。因为“法律意识形态不是法律原则”,但“以较为特定的方式与法律原则相关联”;它是“深嵌于实践并由实践所表达和型塑的流行思想、信念、价值和态度的体现”;它是“由某些价值要素和认知观念所组成的,而这些价值要素和认知观念是由在法律制度中发展、阐释和适用法律原则的实践所预设、表达和塑造的; ”它“通过职业法律实践得到有意义地生成和维系,并通过制度化的、职业化发展与应用的法律原则对公民意识的某种影响而得到传播。”R1Cotterell,“The Concep t of Legal Culture”, in David Nelken ( ed1) , Com paring Legal Cultures,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 pp121 – 221转自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中国法学07-04进而可以说，法律之内涵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样态，一种态度。即如德沃金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