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也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展开了批判，在西蒙看来，“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所含的“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相反，“有限的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追求令人满意的利润也比追求最大利润更接近于现实，由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寻找满意的人”的假说。

　　由于亚当？斯密本源涵义的“经济人”假设与不断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在内涵上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与其在形式上继续沿用“经济人”假设的概念，还不如从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根本目的出发，将后斯密时期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硬核统一界定为“管理人”假设。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已经开了先河。

　　（三）马克思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及“自由人”假设的形成

　　针对“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自利心，马克思认为，这是个人自身发展还存在着“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特征。

　　关于人的行为动机，马克思则始终坚持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视为探讨人的本质、一般人性特征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的指导原则。马克思指出，虽然“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但“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仍然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是可以统一的，正如他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简言之，就是要用“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些结论均可视为马克思“自由人”假设的主体内容。

　　二、当代西方人性假设的发展及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

　　（一）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福莱特认为，组织应建立在团体道德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她指出，除非在群体交往中得以释放，否则，个人潜力依旧是个人潜力。原因在于“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将会发现，只有在顾全团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这即是“社会人”假设的主体内容。

　　“自我实现人”假设是伴随着亚伯拉罕？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提出而问世。所谓自我实现，指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个人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个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说，人们除了社会需求之外，还有一种想充分运用自己各种能力，发挥自身潜力的欲望。

　　“复杂人”假设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提出的人性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随着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每个人的需要都各不相同，需要的层次也因人而异；人在同一时间可能具有各种需要和动机，它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机模式；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会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由于人的需要不同，能力各异，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没有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时间、任何个人的统一的管理方式。在上述假设前提下，要求主管人员必须根据具体的个人的不同，灵活运用不同的管理措施，以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

　　纵观西方学术界有关一般人性特征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资产者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和文化地位的变迁，他们关于人性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的探讨逐渐带有了“思辩色彩”，而展开科学研究的欲望却在逐步消退。不过，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人性学说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诞生之后，又有所改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西方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西方管理科学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学术成就，而这些成就又往往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寻觅到理论渊源。相对于管理科学的理论创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显得大为滞后，思辩色彩也愈加浓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