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法的核心，是民主政治问题。其中，不仅包括实质民主即民主的性质；更重要或者说更难解决的，则是程序民主即借助何种形式和方法来体现和实现民主，把民主变成活生生的实像。无数的历史与现实雄辩地证明，冠冕堂皇讲讲“人民主权”、“人民主宰一切”等是非常容易的，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却十分困难。对于什么是“宪政”，为什么需要宪政以及如何把握宪政之类问题的要害和切入点，恰恰就在于能不能充分地贯彻程序民主。可见，当今世界是个程序的时代，不仅法律要讲程序，政治也同样要强调程序。

　　对于程序民主而言，有几个重大的环节：第一，民主选举。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没有自由的选举，就没有民主政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内涵，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全体选民的投票行为之中。选民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投票，以多数票原则决定重大事项，选出政府官员代表自己管理国家事务[6]（P125—126）。第二，民主议决。这是指立法的民主性，也就是如何根据民意来立法，以及可靠的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机制，最大程度地避免公民代表团或立法权力机关的任性和专断。第三，民主管理。所谓民主管理，就是让多数人来进行管理。列宁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7]（P123） 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的管理权利还只能通过其代表即干部来进行，还只能实行间接民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间接民主将逐渐向直接民主即人民群众亲自管理国家过渡，民主管理的主体、形式和内容将愈加丰富和完善。第四，民主监督。凡有权力的地方就要有监督，否则难免会产生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完善监督制度，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和作用，是现代民主政治真正实现的有力保证。

　　公民法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公权力）的严密控制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P154） 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特性，作为受委托者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就有可能重新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而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这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公民法作为规范、约束国家权力的法，必须对权力行使的界限、程序作出具体可行的规定，真正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公民法与市民法既对立又统一，存在着互动关系。公民法与市民法的区别表现在：（1）调整领域或对象不同。公民法的调整领域是政治国家中平等主体（公民）之间的关系，规范的是公权力；市民法调整的领域是市民社会中不平等主体（市民）之间的关系，规范的是私权利。（2）调整手段不同。公民法主要是强行性规范，其方式主要是设置相对于权力的责任或义务；而市民法主要是任意性规范，其方式主要是赋予权利。公民法与市民法的共同点表现在：（1）法律地位相同，都是根本法（宪法）产生的部门法。（2）终极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生活的有序和安定。（3）制定机关相同，都是通过正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都反映了国家意志。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同样，公民法和市民法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互动关系。

　　四、社会法

　　社会法是新近出现的一个法律部门，是公法和私法融合的产物，也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互动的产物，主要包括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

　　市民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平等、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由于主体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占有资源的不同，形式上的平等导致的结果却是实质的不平等，“契约自由”背后掩盖着压制和欺诈。这种实质不公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危机。这种状态突出地分布于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概言之，即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社会发展的大形势要求加强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协调社会矛盾，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需求。这便产生了所谓的“福利国家”。这种国家介入社会，公权力介入私权利，表现在法律领域中就是私法的公法化和公法的私法化，并随之产生一系列公权力与私权利边缘化的社会性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