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宪法中规定迁徙自由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全国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劳动力、人才、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要素应该而且必须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竞争的、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迁徙自由，就没有人员流动，就没有劳动力市场，就没有人才市场，也就没有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也就没有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确认迁徙自由也是我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旅游业）、加快西部开发、适应全球化大趋势的需要。我国正在发展旅游业，很显然，没有迁徙自由，没有人员流动，就没有旅游业。在开发我国大西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人才，而且关键是人才。因此，中国西部大开发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点，要在确立迁徙自由的基础上，以市场为机制，以利益为导向，通过高工资高待遇，吸引人才，使人才能进能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象过去一样靠行政手段靠指令计划强行分配人才，那样会使人才既不能心满意足地工作 ，也会因为长期固定一个地方，导致知识、技术不能更新而老化。[8]从全球化的角度讲，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确认迁徙自由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务输出。同时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学习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

    最后，确认迁徙自由是我国信守国际承诺的需要。根据“约定必须遵守”的古老法律格言，我国既然已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必须遵守该公约。在宪法中确认迁徙自由即是履行该国际公约义务。

    还要指出的是，确认迁徙自由对加快我国民族融合，促进民族团结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一国四地”人员往来，消除歧见，增进了解，促进和巩固统一，是大有裨益的。

    三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3项（该项规定了对迁徙自由的限制），我国宪法在确认迁徙自由及在其他法律具体化迁徙自由时，应该与此条相一致，把维护公民迁徙自由和考虑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结合起来，使迁徙自由得以有效正确行使。具体来说，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家要从全局考虑各地人才人力资源丰歉，借助市场机制，依靠利益导向，既保障迁徙自由，又加以宏观调控，促进全国人才资源合理布局和经济整体发展。国家要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人才资源丰富地区，支援人才欠缺地区。国家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安排，使全国人口呈合理化、多元化流动，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交换、反馈和传播，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均衡发展。

    （二）既要进行户籍制度、就业体制等的彻底改革，创造人人平等、尊重个人选择的公平迁徙选择环境，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又要保持必要的限制措施，以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户籍制度和就业体制历来是分隔城乡之间的篱笆和围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围墙和篱笆大多被拆除，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加速户籍制度、就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迁移，既向大城市迁移，又向中小城市迁移，还向新建城市迁移，使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质量提高，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我国具体国情，维护国家稳定。如一国四地之间人员的合理迁徙是有利于国家繁荣、团结与稳定的，但不加限制地向港、澳、台三地迁徙人口，只会给港、澳、台三地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大陆与三地之间设立一些限制性措施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整个国家繁荣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