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的长处就在于可行性以及意识到国际正义的局限性。他们怀疑人类有美好的东西及其意义，他们可能赞同休谟的观点：人人不得不假定为流氓、无赖，因此，政治不是完美的，是有局限性的，正义本身也是如此。

　　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由于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牺牲了道德关怀，很容易被利用来为不公正的行为或目的辩护。因为人们可以说，惩罚伊拉克一点也不正义，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为了其自己的利益来维护其在海湾的支配地位。按照Booth的 说法，这种工具理性与全球正义无关。8 全球正义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

　　此外，这种基于实用之上的正义概念往往因事而变，并不稳定。比如，由于美国在前南斯拉夫没有直接的利益，因而一直没有直接插足巴尔干（Balkans）。并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北约 对Kosovo 干预，其结果是比没有干预前有更多的平民死亡。循着这种功利主义的评价，北约不应该干预。

　　总之，这种功利主义的国际正义观支配着现有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头脑。其主导性的思想是任何体系的全球正义需要通过互利才能发展。不过，这种正义观并不能产生出一种稳定而一致的行动和政策。全球正义不能持续，除非它基于规范原则、权利和责任之上。

　　普遍人权式的国际正义International Justice as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全球正义认为每个人有基本的人权，而许多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他们自已的国家的保护。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人权，他或她是人类中的一员。如果那些国家不能保护他们，其他国家的人民则有道德的义务以保证这些普遍的人权。个人之人权高于国家法律9，其特征是不考虑地方化与主权 （ locality and sovereignty）。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正义允许以基本人权来削弱或否定主权。上述理念是国际正义的主要构成因素。那意味着全球正义观反对民族-国家，假如这些国家不能保护人权的话。它是全球的，因为它超越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框架。

　　罗尔斯认为，普遍的人权观念至少以两种方式包含着全球道德的意义。第一，它适用于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所有的国家。例如，个人安全的权利（免受任意的逮捕、拷打或处死）理应受到不同文化的保护。第二，一个社会的内部制度和政策可能导致战争或宣扬扩张，或鼓励人民在合作中不诚实或不信任，根据全球正义的原则，那些制度与政策理应受到公开的指责和制裁。10

　　在《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中，罗尔斯不要求在全球政治中取消多个的分散的主权国家， 但他不将国家边界视为绝对的，不能进行道德判断的。罗尔斯详细列出了一张限制主权的人权清单：生存权，安全权，特别是少数民族免于大规模屠杀的安全权，反对奴隶和折磨的权利，迁居的自由，婚姻自由，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良心的自由。11 即便是等级的非民主的社会也应该尊守这些权利。但是，罗尔斯排除下列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教育权。这些权利显然还不能够成为全球性的人权标准。12

　　根据普遍人权原则，国际正义观包括自决之权，按照Alexander Shtromas 的说法，这种自决可为公正的、合平的世界秩序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13 它可以保护那些正在衰弱与消失的少数文化，它不同意霍布斯式的观点：由某一个种族统治是保证稳定与和平的一种方法。国际正义观赞同全球民主与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处于最为不利境况的群体有存在和得以重视之机会。现在，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并根据国际正义受到关注。联合国偶尔也干预了一些国家践踏少数民族权利之类的问题。

　　建立国际法庭以审判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的战犯，引出了三种相关的法律问题：国际犯罪法律、国际人道法律和国际人权法律。而第三个包含着国际正义的新观点，这对于惩罚问题尤为重要。14

　　普遍人权的国际正义观得到国际大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和各种跨国的民间群体的赞同和追求。这些组织施加影响并要求国家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公布某些国家侵犯人权行为的信息，以挑战其合法性。鉴于冷战的结束，北约不仅干预贸易和国家边界，而且积极地干预那些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国家之事务。美国公司撤走了在印尼的投资，以抗议印尼政府对人权的摧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