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如纸张氧化而腐烂从而使其中文字不能阅读

　　[28] 再者，联系前面阐述的第二方面，即何以某些事物现象被称为“法律的”，我们可以觉察，即使历史证据的呈现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依然面对以“法律”观念作为根据决定取舍的基本困境。

　　[29]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体中，相当一些学者已经承认，以正史文本出现的某些“宫廷记录”，极为可能隐藏遮蔽了历史真实。这些“宫廷记录”，有时是在歌功颂德，有时是在诋毁贬抑。

　　[30] [美]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31] 关于释义循环的问题，可参见[美]D·C·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文版前言》。从事中国法律史以及外国法律史研究的学者，鉴于某些法律正史资料的不甚可靠，进而时常依赖其他一些非法律正史资料或一些“边缘”性文本，比如野史记载、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个人传记等等，来与这些法律正史资料相互印证，以求历史中的“真实”。其实，如果对释义循环理论有所了解，就会发觉这样做法除了增加“自信”之外，恐怕依然不能解决 “真实”的问题。其他非法律正史资料和“边缘”性文本如同法律正史资料一样存在着是否可靠的问题，其也依赖后者的辅助说明。

　　[32] 亦可称“前结构”，是哲学阐释学的用语。它指人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的观念及思考方式。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33] 对这样一种实证主义姿态的描述，可参见Reginald Parker， “Legal Positivism， ” in 32 Notre Dame Lawyer （1956）。

　　[34] 英国学者David Walker指出：“准确来说，任何人只不过是了解世界上曾经存在或现存的一些法律制度而已。”（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54）

　　[35] 这一道理是浅显自明的，然而，却容易被人们忽略和遗忘。

　　[36]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有些研究者可以不顾“资源权力”的制约另辟溪径。但是，“科学式”的法学研究必然依赖资源的有效支持，至少就实证材料而言是如此。难以想象，没有资源支持的研究，可以提供要比受到资源支持的研究更多的材料说明。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钱”一类资源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法学学者的例子，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37] 在此我使用“时常”一词，是因为我并不绝对地否认有可能出现极为个别的、并不在乎对自身资源获取构成障碍的财物支持者。另需注意，我在这里的分析，更为适合于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第二向度的科学式学术努力。

　　[38] 当然，这里不否认，个性化研究者对抗现存的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的行动，有可能成为后者动摇和瓦解的因素之一。但是，这是极为有限度的。后者的动摇和瓦解，如果可以出现，最终也是依赖学术共同体中的某些“群体”的共同行动及其不断壮大。

　　[39] 严格来说，阅读和观察与思考的关系并非纯粹是单向的。思考有时也完全可以成为阅读和观察的前提。换言之，没有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困惑，也许也就没有进一步的阅读和观察。所以，我在这里用“一般来说”来论及阅读和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条件。

　　[40] “学科规训”的意思，在此是指某类或某些学科知识对研习者的潜在驯服和制约。

　　[41] 比如，用法律社会学知识质疑法律规范学知识。

　　[42] 当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学者依赖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的知识来质疑一类法学知识。但是，此时的质疑者，实际上是以“经济学化”的法学知识来质疑的。经济学的知识在这里是法学思考的一类工具、学术武装，而非单纯的经济学问。单纯的经济学问如果不融入法学思考的理路，是无法进入法学语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