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用“原因、结果论”将环境资源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对环境资源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个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还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或者觉得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或者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哪种意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环境保护法，是调整因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明确说明环境资源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此时，这种“原因、结果论”虽然不失为称得上一种解释的艺术、模糊的手段、进退自如的战略，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环境资源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但是，只要稍加深入分析便可发现，“环境保护法，是调整因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类说法，已经寓示着或体现了环境保护法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道理，因为“因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已经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已经包括“人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

　　4.“手段、目的论”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理论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从词义还是从习惯用法看，并没有“协调”是目的或只能用于目的、“调整”是手段或只能用于手段的区别。目前我国法学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协调与调整都是指人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行为，两者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即不能笼统地说“调整什么”是手段，“协调什么”是目的。

　　分析“手段、目的论”发现，“手段、目的论”的用意虽然是想否定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但他们给人们带来的信息却是自相矛盾的，即他们告诉人们的恰恰是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例如，程正康教授在论述“要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只能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做到”[132]的观点时反复强调：“环境法的目的是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将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任务”，[133]“制定环境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类和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134]环境法“这个体系内的各种法律、法令，其目标是共同的，即要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135]“环境法所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人与环境之间的客观关系决定的”，[136]“环境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137].上述论述使人们深深感到，无论说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法律手段还是法律目的，都是肯定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否定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只有法律手段和目的的问题，而没有法律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但使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既然环境资源法的目的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又认定环境资源法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是意味着环境资源法永远无法达到其目的吗？

　　另外，如果非要从目的和手段来分析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笔者替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论者着想，不如说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是手段，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是目的，这样可能更符合持“人与人关系范式”或“阶级斗争范式”论者的本意。因为，持阶级斗争范式的学者的口头禅是，“法律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所谓“目的、手段论”，完全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

　　5.析“起初、最终论”

　　与“目的、手段论”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起初、最终论”。有些学者认为，即使环境法起初是为了保护人与环境、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最终还是为了保护人、为了人的利益、为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进而认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是手段、是假象，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是目的、是实质，进而得出环境资源法不能为了自然的利益、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结论。笔者认为，当我们说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时，对象是一种关系，没有必要指明这种调整最终是为了谁或目的是为了谁；如果非要指明是为了谁的利益，也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如我们说，婚姻法是调整夫妻关系的法律，并不意味着或者非要指明婚姻法调整夫妻关系最终是为了妻子利益或目的是为了妻子一样。也就是说，婚姻法调整夫妻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良好的夫妻关系，既是为了丈夫利益也是为了妻子利益，这里并不存在或并不需要解决最终是为了谁或目的是为了谁的问题。同理，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为了获得某种良好的人与自然关系，既是为了人的利益也是为了环境利益，这里并不存在或并不需要解决最终是为了谁或目的是为了谁的问题。“所谓为了保护环境资源，最终还是为了保护人；所谓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利益或为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说法很有点像“所谓夫妻利益，最终还是丈夫利益”，“调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即夫妻关系，最终是为了保护妻子的利益”的逻辑。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法”的特点是始终将矛盾双方中的一方置于主宰地位，并且将这种状况绝对化、僵硬化，例如：在工农业关系中始终将工业置于绝对主导地位（所谓以工业为主导），在钢铁工业与其他工业的关系中始终将钢置于绝对主导地位（所谓工业以钢为纲），在粮食与其他农业的关系中始终将粮食置于绝对主导地位（所谓农业以粮为纲），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中始终将统治者置于绝对主导地位（所谓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中始终将管理者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中始终将西方文化置于绝对主导地位（所谓西方文化先进论），在白人和黑人关系中始终将白人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在男人和女人关系中始终将男人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始终将人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中始终将人与人的关系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笛卡尔“主、客二分法”相似，极端的人类中心论的特点是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绝对化、片面化，即将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放在主宰、统治、高于、优于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地位。笔者不反对在一对矛盾中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或一方比另一方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状况不是绝对不变的、僵化的、机械的，而是相对的、可变化的；更不能由于一方比另一方重要而否定调整双方关系的必要性，例如决不能因为工业比农业重要、城市比农村重要、管理者比被管理者重要、丈夫比妻子重要，而否定调整工业与农业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夫妻关系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人与物、人与大自然究竟谁重要？人的利益与大自然（环境资源）的利益究竟谁重要？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谁重要？”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人与大自然总是具体的人与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形势下人与大自然的重要性是不同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07年的美国“植树节”那天说：没有孩子的家庭将没有希望，没有树木的国家同样没有希望。如果说人类在天然林中砍掉第一棵树是文明的开始，而在砍最后一棵树时则是文明的终结。如果要后继有人，就要后继有水、有土、有气、有鸟、有树。例如，许多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对环境犯罪分子予以严惩甚至处死，而不管这些环境犯罪分子如何自视比野生动植物、大自然高贵、重要和有地位。我国为了根本纠转“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严重和漫天而来的沙尘暴局面”，国务院下达了天然林禁伐令，制定并实施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朱镕基总理甚至说出了“谁砍树，就砍谁的头”的惊人之语。有位猎杀大熊猫的犯罪分子在被处以死刑时才开始懂得“人与大熊猫谁更重要”的道理，但是悔之晚矣！如果自视为尊贵无比的人类像这个环境罪犯分子那样任意掠夺和杀害大自然，当人类面临大自然的疯狂报复时也会像这个环境犯罪分子那样悔之晚矣！环境资源法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时，调整的天平究竟向哪方倾斜，应该具体问题、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有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可能牺牲某些人的利益，有时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可能牺牲某些环境要素利益，标准是为了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传统法学中的人的利益，特别是西方法学理论中的人的利益，主要是指个人利益，而不是指抽象意义上或哲学意义上的全人类利益或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因为法律和法学在以住数千年的历史中还没有形成全人类法律主体的概念，自然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全人类的利益概念。所以，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重视和强调的是具体案例分析（即个案分析），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归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