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阿明：“依附性发展”，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困境主要在于通过现代化概念的一般化，把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在面向现代化之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后发展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当年面临的问题有几方面不同：第一，在争取摆脱外国统治的过程中，可以对大众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这种被称为“群众性场面”的群众日益自觉的参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积极进行现代化的欠发达社会的独特特点，这同早期的现代化国家不同。第二，步伐日益加快的社会动员“首先以大规模的、多目标的、专门化即非生态和非血缘的群体和社团的成长为特征。其次是以在社会的各制度领域，各种国内市场持续不断的扩大和相互渗透为特征”。第三，它以“都市化不断的增长与扩大和大众传播媒介不断的扩大为特征”。（参见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53页；转引自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经典事例可供我们参考：滕尼斯在《村社与社会》一书中关于法理社会的考察对象，是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社会。他对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过渡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做了理论上的抽象，并以一般命题的形式进行了论述。但是，他的理论只是把从西欧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那些经验做一般化的处理而已。需要指出的是，滕尼斯本人只考虑了西欧社会，而并没有关注具有与西欧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其他社会。因此，滕尼斯的“理论”实际上只是对18、19世纪西欧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参见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29]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导论，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30] 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31] 参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32] 关于“复线历史”或“分叉历史”的观点，请参见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3] 其实，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然表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而且经验研究亦表明，即使是西方诸国的现代化道路亦不是划一的。

　　[34] 泽尔斯特拉：《援助还是发展？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之问题的意义》，1975年版；转引自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35] 参见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 p.10.甘阳在解读施特劳斯观点的时候更是明确地指出：现代人已经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是倒过来用“新”本身来判断一切是否好。在这样一种万物皆流，一切俱变，事事只问新潮与否，人人标榜与时代俱进的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独立于这种流变的“好坏”标准、“对错”标准、 “善恶”标准、“是非”标准、“正义”与否的标准？还是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都是随“历史”而变从而反复无常？如果如此，人间是否还有任何满足珍贵值得世人常存于心甚至千秋万代为人景仰的永恒之事、永恒之人、永恒之业？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年版，第1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