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作为一种职业

　　在西方历史上，法学一直是作为一种“理论性”的法律实践活动而存在的，而法学家向来都是法律职业群体中的一员。之所以要强调法学的“职业”属性，乃是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法学的技术化特性和它与法律实践经验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们知道，哲学最初的含义是“追求智慧”，它的发展动力是不愁生计的有闲阶层探索自然和人类生活奥秘的欲望。而作为一种职业的法学则是法学家取得生活和事业资本的一种手段，是对既有的社会规范的提炼和加工。如果说哲学和其它“科学”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真理”的话，法学的目的则是追求“理解”，它的作用是生产一套系统的和一般化的法律知识，从而为法律职业群体创造出一套公认的“意义”体系，把这个群体建构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从西方历史上看，法学家的主要职业活动包括：

　　1. 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从而为法律实践活动或法律职业活动提供一套共享符号体系。这种职业活动与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建构概念体系的活动不同，它是“一般性的”（general），但却不是“思辩的”（speculative）。[17]法学家们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从经验、从特定的案件、事件和问题中推出有现实效果的结论并把这些结论整合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在法学的国度里，“人”、“物”和“行为”这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服务于法律归类体系（legal classificatory system）的目的，具有便利法律职业活动的特点。正象法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

　　“人”（person）的法律概念有别于这一名词的通常含义。“人”和“个人”（individual）不容混淆。并非每一个个人都是法律上的“人”。“人”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主体。换言之，他/她们“能够拥有财产，能够声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义务。” [18]

　　……（在法律科学中），“物”（things）并不是指一种自然客体，而是一种维持生存的物质手段，一种与某种生产方式和产权制度相联系的财产。[19]

　　法律上的行为（act-in-the-law）……是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法律所认可的结果的人类意愿的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可以借助书面或口头语言表达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某种外在的行为（比如交付一个物品、占有一片土地等等）；它还可以具有一种完全被动的性质（沉默、有意的默认等等），但它无论如何都应当表明出自行为者本人的明确意图。[20]

　　通过创造出这样一套既不同于日常语言、又的确来自法律实践经验的语言，法学家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打下了一个基础。

　　2. 仅仅提供一套概念体系上不足以维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一性（identity），因为一套统一的语词并不会必然导致一种共享的“意义”（meaning）。法学家恰恰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出有目共睹的作用。他们是法律的“解释者”，法律“意义”的生产者。法学家充当这种角色的历史仍然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在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语句：市民法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市民法是“只存在于法学家的解释之中的、不成文的”法。[21]如果我们不把法律解释仅仅视为一种司法活动、而是看成一个法律“意义”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话，就会发现：法学家的解释活动是维系法律职业这个“意义共同体”或“解释共同体”的重要力量。这不仅是指法学家的理论著作有时会被官方正式认可为一种“法律渊源”（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奥古斯都皇帝首先规定某些著名法学家可以根据他的授权而解答法律问题，他们的解答对法官具有约束力；[22]而到了公元426年，塞维鲁皇帝更颁布著名的“引证法”，规定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盖尤斯和莫德斯汀等五位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法律效力[23]），更是指法学家的智识努力和理论建设为法律职业活动提供了一种可供整个法律职业群体利用的知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