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实验时代”的一个例证，邓正来先生从倡导到反思再到放弃建构市民社会的这一自我否定过程，不仅是知识上逐步深化、不断提升的的过程（要知道自我否定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勇气，更需要知识上的能力），也是在行动上逐步从权力的元场域中建构市民社会退回到学术场域中捍卫自主性的过程，这一退让意味着Bauman所说的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化。当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良知或代言人，写作日益私人化，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又是以何种方式批判或反抗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压制呢？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了克服布迪厄所批评的“反抗”与“顺从”合谋性共存的出口，象福柯那样，将写作看作是一项实验，一种自我技术，一种自我伦理，一种取代了总体化反抗的随时随地的反抗艺术。当曾经处于边缘位置的知识分子逐步占据支配位置，当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自由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以社会科学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正是邓正来先生所批评的学术“包装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正是通过“写作”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在学术场域中揭露学术的内部敌人棗学术研究是如何以客观、科学、真理、进步的名义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逻辑合谋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市民社会的炉杂里所发现的真正的金子。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