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将法学方法论视同于法学研究的方法是我国法学界的一个“固有的误解”。如果立足于广阔视角下的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积淀，厘清几个相关的概念，就会发现：“法学方法论”其实可转换为“法律学方法论”这一概念，它在内容上包括有关法律方法、对这种方法的外向性的哲学探究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这三部分理论，其本身又构成法理学－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法学理论中的确立，与其说必须具有一个特定先在的价值立场，不如说它只是具有某种可反证的、因而也是可替代的哲学立场。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律学方法论，法学研究方法，哲学立场

　　一、问题之所在

　　综观当下的国际学术界，无论是注重实践思考倾向的“法律方法”，还是注重哲学思考倾向的“法学方法论”，均已拓入颇深，而在我国这个漠视方法的文化中却一直命运堪忧。这种现象虽在近年有所改观，但是在总体上仍未达到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觉醒”的境界。[1] 可以说，作为“舶来品”的法学方法论，直到近年才逐渐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但即使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仍存在着固有的误解和无谓的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法学方法论是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吗？

　　这一质疑，实际上可牵引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如何？法学方法论在法学（或法理学）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相位？法学方法论是否必然具有一个特定的先在的价值立场？诚然，这三个派生性的问题，有的已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有的仍在有限的共识基础上进行着前沿的论争，但即使是其中的那些具有广泛基础的共识命题，在我国都需大声诉说。

　　本文试图尽可能立足于一个较为广泛的视角，就以上这些基本的问题进行一次初浅的思考。当然，在此需要预先交待的是，也许是因为限于我等的能力，当这种思考开始时，笔者发现：即使是这些方法论中基本的问题，也委实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二、为什么是“法律学方法论”？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法学界较早关于法学方法论的成果，可推梁慧星在1995年出版的《民法解释学》，[2] 但对该领域更为直截了当的、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关注，则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其标志的动向，可举2002年陈金钊、谢晖主持的《法律方法》[3] 和葛洪义主编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的问世。[4] 据此可知，法学方法论在中国乃属于刚刚起步的后发性领域。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教科书中，法学方法论开始作为学习、研究法律的方法而在绪论部分中登场。为此，当新世纪初有关研究动向中出现了被重新界定过的“法学方法论”这一概念之后，尤其是1999年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一书在大陆的出版，以及此后各种不同法学传统下的方法理论的输入，加之先前固有理解的干扰，理论上的混乱便自然在所难免。

　　这种混乱，部分乃肇始于对这一概念的固有误解，即不少人想当然地将“法学方法论”视同于传统教科书中所言的法学研究的方法言说。这其中也有中国式的“唯名主义”思维定势在作祟。根据汉语的使用习惯，在定语与主语之间加一个助词“的”是不会带来语词意义上的转换，因此“法学方法论”就被想定为“法学的方法论”，进而偷换成“法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上述的那个“固有的误解”。

　　应该说，如果我们从更加广阔的角度来看，如从国际学术界的有关论说来看，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的方法虽非风马牛不相及，然在其整体的理论框架以及言说的脉络中，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未成为“法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对象。

　　典型意义上的“法学方法论”这一术语，主要为当代德国法学界所运用，且有两种德文表述，如拉伦兹的名著《法学方法论》的原名采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也有德国学者以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来统摄相关内涵。[5] 相对于大陆法国家，普通法国家一般倾向于采用“法律方法”的说法，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标题中采用method of the law，[6] 而出于不同的侧重点，亦存在judicial method、legal methodology等措词。[7] 虽然各自都无统一的名称，但比较两大传统可知，后者主要指的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术，尤其指的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进行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由于法律的运行和实现不可能离开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所以无论普通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其实都存在有关法律方法的理论或学说，英美法国家如此，大陆法国家亦然。如今日我们所熟悉的有关法律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以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理论，其实就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萨维尼（1779-1861年）在19世纪上半叶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法律方法理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