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法律学方法论，即把它看做是有关法律思维的方法之学，那么，应该承认，有关法学研究的方法理论，其实也包含在这种法律学方法论的内涵之中。具体而言，有关法学研究的方法理论，其内涵其实包括两个粗略的部分：（1）有关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意义上的理论要素；（2）法学研究中所特有的方法意义上的理论要素[21].其中，前者涉及与其他学科所共有的原方法、方法论问题；后者则涉及法律思维的方法，尤其是在这种法学具有典型的法律学性格，即法教义学的性格的场合，其所涉及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教义学性格的法律思维的方法，为此也可纳入法律学方法论的内涵以及理论框架之中。据此可言，法学研究方法虽然不是法律学方法论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也不是它的弃儿，而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消除“固有的误解”的同时，我们不应滑向另一个极端，将法学研究方法放逐于法律学方法论的理论框架之外。郑永流在《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一文中，提出了“法律方法—法学方法”对子，[22] 对于厘清国内法学界在相关概念上的混乱状况，不失为一贴良方，且二者分处法律实践、法学研究两个领域上，泾渭分明；然诚如该文所言，一旦涉及主要功能，就难以将二者完全分开。考虑到兼顾领域上的明晰可分并减少功能上的重合，笔者在法学方法论的三层论的基础上，统合法学研究方法，作了图1的“三分法”式的划分。

　　图1：法律学方法论理论构成结构图

　　（二）法律学方法论在学科体系中定位

　　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理论法学与实用法学之分，在实用法学的各部门法中有诸如民法学方法论、宪法学方法论等称谓，它们均可分别视为法律学方法论在各部门法的派生和运用，[23] 而法律学方法论本身作为理论法学的一部分，则基本上不存异议，我国学者大多也认为法理学－法哲学包含法学方法论。[24]

　　至于法律学方法论在法理学－法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则有待明确。笔者认为，从国际学术界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理论状况来看，法哲学或法理学（Jurisprudence）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内容：

　　（1）法的一般理论（Theory of Law）：它是实定法秩序的框架内以实在法为对象所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其思维倾向的特征就是法的思考在实定法秩序框架内的强行中断。奥斯汀所开创的实证主义法理学的成就主要就体现在这个领域；

　　（2）法的价值论（Theory about Law）：这是传统法哲学的主要论域，早期以正义论为核心论题，中经法律实证主义盛行时代的式微阶段，现代又呈复兴，且在理论构成上有着扩散趋势，涉及权利保护、平等、功利、法的安定性等价值，但正义论仍为其中核。它超越了实在法的范畴，从外部进行考查，对实在法的内容和适用提供一种更为终极的指导和评价原理，具有外向的性格；

　　（3）法律学方法论：它兼具了前两者的特色，同时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探究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毋需赘言，其中有关法律方法的理论具有内向性，而对法律方法的外向性哲学探究所形成的理论，则具有外向性。

　　在此需指出的是，在这三部分中，法律学方法论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媒介作用，法的一般理论可通过它有效地与价值论取得理论上的联络，既避免了价值绝对主义的霸权，又有利于克服多神主义的困绕。而作为法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考虑其价值论部分，就根本无法研究法律学方法论。[25] 法理学－法哲学的基本立场，影响乃至决定着法律学方法论的基本立场。法律学方法论同样也反过来影响着法理学和法哲学，对法理学－法哲学的基本立场的质疑往往肇始于方法论上的反思。

　　但这里也引出了另一个需要叙说的问题，即：法律学方法论应该如何面对价值立场。

　　四、“法律学方法论”的哲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