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语出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该书所谈的是宪法学方法论的状况，其实这也道出整个中国法学在方法论研究上的状况。而我国新锐学者周永坤，则更认为我国传统法学中方法论存在失误，并把其因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在认识论方面，确信一元方法论、缺乏反思的科学观、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在本体论方面，缺乏规范的方法观、忽略求善的方法（唯真的方法定位的消极影响是：重实然轻应然、混淆应然与实然、缺乏实践之维）；在伦理目的方面，将人工具化，法学方法的最终指向如何统治人。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引论第5-7页。

　　[2]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虽然贯名“民法解释学”，实为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作。参见该书序言。

　　[3]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5] 慕尼黑大学的民法学教授卡纳里斯 （Claus-Wilhelm Canaris），遵其先师拉伦茨的意愿，1993年接手《法学方法论》，略有增修，用原书名于1995年以师生名义编出学生版第三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即以该版本为原稿）。而近代法律方法论的奠基人萨维尼是在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称谓下论述其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的。参见郑永流：《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资料来源：法律思想网，？id=1722；更新时间：2003-7-26 9：07：38；访问时间：2004年1月3日。

　　[6]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参见郑永流，前引文。

　　[8] 参见[德]拉伦兹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2页。

　　[9] 就此，日本学界的整体性把握和梳理较为成熟和客观，基本上没有某种知识的先知者“妙处难与君说”的作态。有关介绍，可参见[日]田中成明、竹下贤、深田三德、兼子义仁：《法思想史》，有斐阁1988年版，第214页。

　　[10] 严格地说，在德国的理论构成中，法学方法论只包含两个层面。这里的第一个层面关于“法学”的叙述，是笔者基于剖析“固有的误解”的需要而加以强调的。

　　[11] 参见郑永流，前引文。

　　[12] 参见拉伦兹，前引书，《引论》部分第1页。

　　[13]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学”大多指的均是这种“法律学”。即使是我国香港，也把school of law翻译“法律学院”，而不像我国大陆这样，由于在法学这种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中大规模盲目地推崇形而上思考，从而采用“法学院”的牌子，并曾有为“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而欢呼雀跃的逸闻，更有把“法律系”称之为“法学系”的现实记录。其实，如果孟浪地说，即使“法学”比“法律学”在我等的观念中更高贵，但也未必比“法律学”更值钱。

　　[14] 该书不仅在论述的铺展中大量引证日本的学说，而且在附录《重要参考书目》中所附的25部清一色的日文文献，也可足见其学术上的渊源。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15] 日本学者多采“法律学的方法论”之谓，在我国中文中应理解为“法律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可简称“法律学方法论”。有关日本学者就此术语的沿用状况，实在俯拾即是，可参见[日]田中成明：《法理学讲义》，有斐阁1994年版，第22页以下；[日]平野仁彦、龟本洋、服部高宏：《法哲学》，有斐阁2002年版，第189页以下。

　　[16] 最早的论述可参见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林来梵执笔的第十七章《法律方法与法的渊源》，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