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便是斯通早年的生活环境。一九二五年，中学毕业后，斯通考得了一份奖学金，没有听从利兹大学著名数学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布罗德斯基（Selig Brodetsky）的劝告，偏选择入读牛津大学。当时，利兹的一般犹太家庭都送子弟入读利兹大学，以期在较短时期内获得一个职业资历，为毕业后的就业预做准备。而入读牛津剑桥，对犹太子弟来说，通常的前景乃是“以学术为业”，于谋生言，自非立杆见影。二十年代，整个西方国家对于犹太学生的入学比例均有或明或暗的限制。东欧各国明火执仗，相继颁行了限制犹太学生数的立法，即臭名昭著的numerus clausus.而且，越是名校，限制越严。即便在美国，迄至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大学亦都曾限制犹太学生人数。例如，一九二三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即曾作此动议，幸未通过。一九三一年，罗格斯（Rutgers）大学亦发生类似事件，引致社会性争执，犹太人上街。二十年代中期，整个牛津大学犹太裔学生约在四十名上下。在斯通注册的伊格斯特学院（Exeter），包括斯通在内，仅有两名犹太学生。如果说反犹行为在利兹是以针对整个犹太社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那么，在牛津则含而不露地具体落在每个犹太学生身上。在阶级界限壁垒森严的牛津大学，学生多以其所属社会阶层、经济地位、身家背景和宗教，乃至口音而各归其所。各种学生俱乐部便以此作为入场卷。除了犹太学生协会，斯通未曾参加过任何一个俱乐部，或者说，限于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不可能加入任何社团。而学院内的私人餐会（private dining club），更是明文禁止犹太学生入内的。凡此种种，皆积淀斯通心灵深处，深刻影响了其人格倾向与学术关注。社会平等与人类正义，人类的权利及其法律保护，构成斯通一生学术追寻的重要内容，非为无由。从青年时代起，斯通就是一名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亦于此可探蛛迹。而终其一生，斯通对母校并无好感，其因在此。八十年代初，斯通的妹妹玛丽。斯通（Miriam Stone）重游牛津，特地去看了一下斯通曾经就读的伊格斯特学院，并对他详述岁月沧桑，不料斯通回信责其多事，指此“朝圣”无聊，并谓自己在彼所度时光乃一生中“最为难受”的。事实上，斯通说他在牛津所遭遇到的乃是最为糟糕的英国式阶级制度、扭曲的价值理念、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和种族偏见。而后来之所以在美国一呆四年，并乐意再呆下去，便是因为美国的社会环境将他因“犹太人”这一种族标签所受到的压力减至“最低”。

　　长话短说。斯通在牛津初修历史，后读法律，主要是国际法，一九二八年获法学院一等人文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 with First Class Honours）。一九三0年获三一学院二等民法学学士学位（BCL），因为是“二等”，据说他甚觉“尴尬”。同年，并获利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一九三一年，获洛克菲勒资金支助，斯通来到哈佛大学，翌年即获法学博士学位（SJD）。一九三六年，二十八岁的斯通终于获颁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DCL）。当时，这一学位的获得者中鲜有四十岁以下的。在哈佛期间，斯通发表了四篇极有分量的论文，[5] 出版了两部专著，即《少数族裔权利的国际保障：国联议事规程的理论与实践》[6] 和《少数族裔权利的地区保障：对于上西里希亚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7]发表的几篇论文，论域甚为广泛，行文流畅而谨严，展现了后来保持一生的文字风格。其中，一九三五年发表于《法律评论季刊》论述Maxwell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案一文，至今仍是普通法学界的经典文献。出道伊始，可谓身手矫健。

　　自一九三四年起，斯通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和Fletcher大学法学院。在哈佛期间，斯通对当时风樯阵马、劫掠人心的庞德教授的法哲学情有独钟，个人关系亦甚融洽，而被视作庞德阵营中的一员（a member of the Pound camp），所谓的Pound man.此语若带恶意，可译为“庞德的党羽”或“庞德的爪牙”。可能正因此一伏笔，二十年后哈特教授在“1945-1952年的英国法律哲学与法理学”[8]一文中纯粹出于褒义，称赞斯通将社会法学介绍给“英国”法学同仁，使用了“终于，英国的法学界有了自己的庞德”的措辞，斯通却深以为忤。[9]吾友于此须留意，当哈特说“英国”（Britain）时，某些时候，乃是包括澳洲在内的。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杀人放火，这“英”军中便包括了澳洲大兵。论“国”数，岂止八个。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阵亡将士墙册上赫然列有“拳乱”中死于北京的六名士兵的姓名，永享其族后人香火。我作为祖先被打的国族的后人，每次来此，面壁思古，心里便如打翻了五味瓶。殖民宗主国即便运祚衰敝，如日落西山，但若平章世事，一时转不过弯，仍喜放诸四海，却不考虑别人家的感受，接受还是不接受。倘若风光依然，更易出言不逊。十八年前，以研究中国法制史名世的兹贺秀三来华讲学，列数东洋帝国时代中国法制史研究学人，便将台湾戴炎辉列出，并在指明其为“台湾人”后括谓：“他当然是日本国籍”，实较西洋更赖。[10] 话题收回来，事实上，一九三六年庞德就曾公开“放风”斯通可接替他在法学院的“卡特法理学讲席”（Carter Chair of Jurisprudence），而不少人亦已私下揣猜，嘈嘈切切。据说，有些朋友为此造势，摇唇鼓舌；斯通本人不识时务，似亦跃跃欲试，传闻甚至展开地下运作。但正如事后诸葛亮们所言，这一切使得事与愿违，帮倒忙而已。该年十二月，庞德甫离稳坐二十年的法学院院长宝座，与庞德长期不和的费理克斯。法兰克夫特（Felix Frankfurter）教授接任，便打发斯通滚蛋。此公后来转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堪为杰出法学家，当年在致爱尔兰女王大学副校长的一封信中曾袒陈心迹：“除却鄙人对于斯通确无好感这一点，吾并以为彼乃一介过于自信自大的家伙。”[11]的确，身为犹太人，得一个饭碗已属不易，居然不满现状，不被视为僭越才怪呢！若以今证昔，指东打西，但看今日我华裔学人在欧美找生活的种种，此事便多了许多旁证。据说法兰克夫特也是犹太裔，其家族居美已若干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