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多从各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律师公会的大律师中提名，据我个人对于自一九0三年最高法院建立以来历任三十八位大法官的统计，其大部分系从州最高法院或律师公会，特别是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甄选出来的悉尼大学法学院的校友。事实上，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职位，历来几乎为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两校法学院毕业生所把持。现任七位大法官，至少三位毕业于悉尼大学法学院，其中一位（Justice William M. Gummow）三十年来且一直是悉大法学院的兼职教员。阿伦。布朗与理查德。莱瑟姆两位均有最高法院的支持作背景，后者的父亲更是当日的首席大法官，则校长大人不惜撕破面皮赤膊上阵，其动机其目的均不得不令人生疑，无怪呼事后他知趣地辞职了。

　　总之，置此情形，用曾任墨尔本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牛津大学“副校长”（Pro Vice-Chancellor，或译代理副校长），仕至澳洲总督的泽尔曼。科文爵士（Sir Zelman Cowen）委婉而雅致的表达来说，一个“家庭资源极其贫瘠”，[32]与“澳大利亚统治阶级毫无人缘”（social polish）[33]的犹太佬斯通，既是“生人”，又是“外人”，试图参与“分红”，则上述两大利益集团岂能不群情激奋，汲汲矣捍卫名教，嚣嚣乎保疆护土！可最终却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毕竟，当日的人世已不再是纯粹以门第阀阅、种族阶级决定一切的时代了。而经由对于斯通的任聘及其曲折过程，世俗政治和强势个人干预学术王国的罪恶充分暴光，人神共愤。从此以后，大学当局不得干预教授理事会对于教职的遴选，真正成为传统，人们也更为习惯于用较为“职业性”的眼光，而非关乎“人身”的因素来对待此类事项。此后的事实证明，斯通氏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是整个普通法世界最为合适的人选。悉尼大学教授理事会确实恪尽了作为大学学术水准守护神的职责。

　　五

　　在述及西方法律传统中的“正义”理念时，约翰。萨茫德（John Salmond）曾经指出，不论实际生活中“正义”实现了几何，但是，“在理念层面，法律与正义乃合一不悖。正是为着伸张与实现正义，始得有法；一如其他人类创造，法律亦必于此追求与目的中界定。”[34] 借用此种表达，则我们可以说，不论大学独立与学术至上原则实际上实现了多少，但在理念层面，这一原则确乎是近世西方社会的宝贵传统，是西方传统中一项重要的价值理念。一如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但在中国传统中，权力之“不能包办理性”，“理性不可屈于权势”，[35] 从而形成“以德抗位”这种独立道德个体与现实世界间的紧张，最终型塑了中国式的超越性精神价值，却是昭昭于天下者。在牟宗三先生的道统、学统与政统三分的意义上，近世西方社会中的大学作为知识中心，担负着接续、传播和阐发人类智慧的理性职责，与世俗权力和教会系统实乃各居其所，三分天下。的确，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36]事实上，“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大学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社会“世俗的教会”。[37]因而，其独立性不仅表现在学校的自我组织和上自校长、教授的聘任悉为大学自身事务，不受世俗权力摆布，而且更在于思想与言论自由。自主设置课程并厘选教学内容，固为这种自由的表现，而大学师生对于世俗权力保有分庭抗礼、悉凭良心自由臧否之权利与义务，世俗权力不得延及人类心灵，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自然权利。

　　就“英帝国”的大学来说，传统上多为公立，今日英国和澳洲均只有一所私立大学。政府用公币支助大学，是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聚社会财富后反馈社会的分红方式，是政府之为政府应尽的天然义务，并不意味着政府因此而有权对学府指手划脚。大学经营不善，糟蹋公币，责在大学当局；经费严重短匮，糟蹋斯文，则意味着政府失职，应当深自检讨，不行，换人重干。倘若政府既无力担责，以致明堂之上尽皆褴褛之士，辟雍之内毫无温饱可言，却又不自量力，插手学术王国，硬要将世俗权力凌驾于学术殿堂，甚至不惜恃武横行，使灵魂特务和思想打手遍于校园，终致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念经赌咒，则斯文扫地处神人共愤，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玉石俱焚，国族遭殃。另一方面，按照town and gown的传统，社会各界，特别是强势集团，对大学的教学质量、管理方式等等享有品头论足的权利，但却绝无越俎代庖，直接、间接干预大学具体运作的权力，更不应串通官府，联手钳制学府。凡此，皆为大学自治的固有内容。悉尼大学校长身为大法官，而法官即便在实行所谓“抗辩式”程序的普通法世界的法庭上亦且绝对的独裁者，天长日久，习与性成，牵连所及，遂不谙或不守此大学之道，触犯众怒，当然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在下身为大学教授，翻检半个多世纪前别人的家务事，不免联想到自家，一时间幼稚起来，书生意气不能自已，遂把栏杆拍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