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当日传媒的舆论堪为注脚。早在九月间，悉尼的一家带有种族倾向的报纸《真理报》（Truth）的一则标题就是：“犹太法学家获聘悉尼大学：为什么不由澳洲人来填补这一职位？”十月二十二日，即悉尼大学评议会讨论温德耶动议的前一天，《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头版头条的标题夺人眼目：“犹太佬的任命或会成真”。十一月四日，即大学评议会重新通过任聘决议的翌日，也是校长一班人灰溜溜辞职的当日，《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报道中就使用了“斯通教授── 一个犹太佬 ──居然是奥克兰大学法学院院长”这样的措辞。种族主义是西方文明中最为阴暗的部分，其渊源也远，其流布也广。其中，以武断而专制的一神信仰绝对排斥异己，而以“选民”观念垄断心灵，蔑视普天之下的其他族群的人生与人心的基督教文化，绝难辞其咎。近世一部西方文明拓殖史，用当今罗马教皇的话来说，乃是一部福音传布史，而在我这个外人看来，又何尝不是一部在本根上反人类的种族主义的猖獗史，一曲弱势族群被征服被奴役甚至被灭绝的痛史。当今之世，种族主义阴魂不散，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兴风作浪，即刻颠覆平等、博爱与普遍人性等等西方文明的善果。抚今追昔，斯通半个世纪前的遭遇，既不是第一例，更非最后一例。

　　而说到底，潜伏在这两个原因底下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乃是当日悉尼的法律界对于自得利益的固守，容不得“生人”与“外人”参与利益分配。吾友须知，当年“英帝国”治下的教授，可不是流行“傻得象博士，穷得象教授”民谣所在的教书先生，薪给奠定了基础，社会贤达的隆誉与上流阶级的身份，才是关键。相比于今日我中华大地各类大学里教授数量之泱泱乎，“英帝国”治下大学的教授数量太寒碜了，常常是一个学科只有一、两位。即就在下就读的今日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来说，百十号教员，正教授数量还不敌咱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个教研室教授之众志成城。因此，在当日的法学院，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这一领域最有发言权的思想权威，而且，作为法学院的灵魂，他们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师生的法学研究路向与法律价值导向，紧要关头，则以人类智慧的阐释者和人类精神的守卫者出现，向大众指点迷津，发挥法学家作为法律良心的良知良能。但从另一面来看，对于知识的垄断，意味着对于解释权的占有，从而也就是对于合法性的拥有，“兹事体大”，当然不能失诸他手。如此这般，对于法律教授职位这一近乎半垄断的“家产”，他们岂能容忍外人染指？！

　　不宁唯是。如我们所知，法学院的毕业生，或者如其毕业以后的大多数人的名称“律师”，不仅是司法界的储备人选，更是从议会到政府的各级统治阶层与各类白领阶级的预备队。直到今日，一般中下阶级家庭不愿或不能送子弟入读法学院，特别是名牌法学院，亦正可反证。这样，法学院的教授掌握着培养“接班人”的权力，事关香火赓续。也正因如此，律师业和司法界于法学院总是一个压力团体，其言其行确乎不可小觑。从反面来看，针对悉尼大学学联的指责，新州律师公会急急出面竭力否认曾向大学评议会施压，亦正是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31]凡此种种，使得较诸其他科系，法学院与世俗政治遂瓜葛重重，秋波明传、陈仓暗渡之类的勾当，也就在所不免。因此，世俗的强势利益集团对于可能主导法学院意识形态的教授的甄选，自感不能掉以轻心。虽说有大学独立、学术至上等等原则为屏，但政治运作中压倒一切的原则乃是实际的利益，事到关口，急了，也就顾不得，没皮没脸赤膊上阵了！而蠹众木折，一窝蜂阵势下更觉理直气壮。就斯通案来看，据前述斯通传记作者研究，阿伦。布朗和理查德。莱瑟姆及其家族，与当日一度极有势力的澳大利亚联合党（U.A.P）关系甚密，这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联合党议员詹姆斯。善德（James Shand）竟会在新州议会就斯通的任聘公然发难。而当时即有人私下指出，帕登教授之所以力主急急于战争期间招聘继任者，就因为他希望物色一位作为“自己人”的候选人，以确保其在离开占据了二十五年的职位以后仍然可对法学院发挥影响，或者说，是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影响。正是通过帕登，联合党将手伸进了法学院。从司法界这边来说，悉尼大学校长本人乃新州最高法院的三名大法官之一，其在斯通任聘前后的公然表演，代表了司法界对于大学独立性的粗暴践踏。此种由社会名流兼任大学校长的传统，一如身为剑桥大学校长的当今英国皇夫常常口没遮拦而使大学蒙羞，以笔者之见，正有需“英帝国”后人深刻反省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