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立法向着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方向发展，是社会关系复杂化的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表明现代社会是什么“专家统治”或“精英统治”的社会，人民群众只能在专家所设计的法律面前“俯首称臣”。这是因为：第一，专家必须依靠群众，立法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它不是专家把自己关在书斋中就能完成的，历史上和现实中这类例子并不乏见。60、70年代，美国和法国都曾把法律专家派到第三世界国家，援助那里的立法。这些专家本人的学识都是一流的，他们宣称，由他们起草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技术上超过了拿破仑民法典，而《秘鲁商法典》则超过了美国统一商法典（9）。尽管这些起草的法典，在技术上是高超的，但实践证明，它们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国情。法律的好坏只从法律本身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的，只有适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必须依靠群众（10）。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在评价我国近年来的法制建设时，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立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执法情况则相当严峻。”但问题同样是，怎么评价立法的好坏？一种执行情况相当严峻的立法，能说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吗？有人会说：“立法本身是好的，只是执行机制和人们的法律意识不高。”问题在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难道不应该考虑执行机制和人的法律意识吗？难道法律的好坏仅凭立法本身，或别的国家的类似立法就能判断吗（11）？第二，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群众并没有因此而不参与到这些社会关系中去，相反，许多群众往往成为这类关系的受害者，像环境污染、产品责任、交通事故案件，都大量地涉及普通老百姓，如何处理这类案件，如何确定合理的赔偿标准，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第三，当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群众参与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许多社会关系，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的居民都参与，而只是一部分居民参与，或只参与其中的一部分，这样在进行某项立法草案的公众意见的调查时，不必追求所有居民的普遍参与，而应实事求是，有重点地对主要涉及的居民和单位的意见进行搜集。因此，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改变了公众参与的形式，并没有改变立法需要公众广泛的参与的本质。

　　二、公众参与在中加立法程序中的作用

　　按照中国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的程序包括：第一，法律案的提出，即享有法定权限的国家机关和个人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某项法律的建议；第二，法律案的审议，即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已经列入议程的法律案正式进行审查、讨论；第三，法律案的通过，即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过审议的法律案件正式表示同意与否的活动；第四，法律的公布，即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已经通过的法律用法定的形式公之于众。

　　关于审议法律草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审议法律草案一般要实行三审制：一审，听取提案人对法律草案的说明，进行初步审议；二审，在经过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委员们对法律草案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围绕法律草案的重点、难点和分歧意见，进行深入审议；三审，在专门委员会根据委员们的审议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再做审议，如果意见不大，即付表决。按照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议案和修改法律的议案，有的一审就可以通过。对一些内容比较单一、分歧又不大的法律案，也可以二审通过，不必强求一致（12）。

　　公众参与在我国立法程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法律草案的准备阶段，有立法提案权的国家机关，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征集有关单位、群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起草小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法律草案加以修改，然后再拿到下面去讨论，征求意见，几上几下，最后才可能形成向立法机关提出的正式法律草案；其次，在法律草案的审议阶段，更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13）。而一些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在制定过程中应当公布于众，广泛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