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以前，“政法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 经常被用来描述政法部门的性质。“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手中。”[24]“刀把子”不抓牢，甚至被坏人拿到，后果危险之至：“专政工具如果不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这些‘刀把子’就会被敌人夺去，就会变质，使敌人逍遥法外，而劳动人民就会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出现暗无天日的局面。[25]”“人民司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这把刀运用得好，可以砍向敌人，保护人民；掌握不好，则可能伤害自己。”[26]揭批四人帮时期，出现不少类似“牢牢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这样的文章，说的也是刀把子在谁手里的问题[27]；在1983年严打时期，“刀把子”论又兴盛起来；[28]但就是在同一年，法学界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刀把子的风波”，这又是后话。

　　“刀把子”是一个工具，司法机关被工具化了。“人民的司法工作如同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一样，是人民政权底重要工具之一。”[29]一位高级法院副院长在第五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四次提到了做党的“驯服工具”：

　　通过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使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思想，做党的驯服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进一步牢固地树立起来。要不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无产阶级法律观点与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斗争的一个焦点。司法部门只有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使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在广大司法干部头脑中生根……[30]

　　考察这一时期的司法话语，还可以非常明显看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被强调到了极高的程度。罗瑞卿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提要》中说：“我们应当坚持政法工作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传统，始终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的工具，不断增强自己的觉悟和党性，要使我们的思想跟得上党委的领导，并且在组织上与实际工作上，绝对服从党委的领导。”[31]在北京市1958年的司法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做到：“坚决服从党委领导，听党的话，党指挥到那里就到那里，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主动、及时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切实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32]而“党对人民司法机关的领导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方针政策上、政治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业务上等各个方面对司法机关进行领导。”[33]

　　除了强调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还突出强调了政法机关之间，尤其是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密切配合。“三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通力协作、一致对敌的精神，统一政策思想和统一行动，真正拧成一股绳。”[34]在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中，“司法”工作创造了三机关相互配合的新形式，像三家联合办案，就地办案，分片包干，三员协作，等等。除了“三机关”的称谓，还有“三长”、“三员”、“三部门”等称呼。比如：“政法部门拧成一股绳，上下左右一条心，统一指挥作战……上至三长下至三员，都必须做到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统一对敌，政法工作才能跃进。”“自去年三长会议后，……三个部门按县委的统一布署根据不同任务，统一配备了力量，采取了三员联合协作的办案方法，……组织了四个‘三员协作联合办案组’。”[35]这似乎是三机关的蜜月时期；但它是一个工具化的蜜月。在日后的历次“严打”、尤其是1983年的“严打” 中，又重温了这种关系。

　　“政法部门”的提法，“刀把子”的定位，以及三机关的亲密关系，使“司法机关”到底指什么机关失去了意义。比如：“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整风运动的教育，我国的政法工作本身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在1958年，无论检察、司法和公安部门的工作，都有一个大跃进。”[36]这里“司法”虽然指的是法院，但它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一部分，它做的是“政法工作”，而不是“司法”。政法战线整合了“司法”，不管谁是司法，都不能离心离德，单兵作战；更不允许内斗，搞司法独立，以监督制约为名来搞某一个机关的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