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法律职业是精英职业。精英职业相对于大众职业而言。前者是指只有社会中的优秀成员才能胜任的职业类型；而后者则是指社会中的普通人（所谓“中民”）皆可胜任的职业类型。前述法律职业是专门职业的论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它是精英化的职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专门职业都是精英职业。比如钳工在知识上也明显具有专门的特征，但我们并不强调其是精英化的职业（与此相关联的是：精英职业也未必一定是专门职业。例如政治家职业和社会活动家职业都需要精英者从事相关职业，但我们并不强调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必须经过某种专门的知识训练）。法律职业作为精英者的职业，要求从业者既是有关法律的技术精英，同时也是有关社会道义方面的道德精英。因此，不论律师的产生还是法官的遴选，都应当既有知识技术方面的考量指标，也有道德操守方面的严格要求。并且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法律职业者从业的道德要求更为严格、甚至苛刻。

　　最后，法律职业是精神职业。精神职业针对物质职业而言。前者是以精神产出为使命的职业类型；后者则是以物质产出为使命的职业类型。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分工应当是精神生产者和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分工。这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分为精神性实践活动和物质性实践活动之故。最典型的精神生产者当然是文学艺术家以及科学家。那么，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何以成为精神职业者？这又源于法律本来是社会精神现象。法律是主体社会交往的规范形式，但这一规范形式又是人们对主体交往行为之社会实践的规定性的思维加工，因此，它在整体上属于人类精神现象。法律职业者既以这种精神现象作为其从业的根据，同时也以此为根据产出另一种精神成果，例如通过律师所产出的代理词和辩护词，通过法官所产出的以说理为特征的判决书等都属于精神产品。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判例法国家，法官的判决不仅构成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精神产品，而且对相关的后来的案件之判决而言，构成了判决的依据。

　　如上对法律职业的发散性描述，足以使我们得出关于法律职业之含义的如下结论：法律职业是根据国家法律设立的、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由接受过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训练的社会精英所担任的、从事作为精神现象的法律生产活动的职业类型。

　　法律职业内涵的厘清，为进一步了解法律职业的外延奠定了基础。关于法律职业的外延，因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差异和人们所坚持的视角之不同其结论也异。在普通法系国家，一般说来，人们常常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说明法律职业的外延。“在狭义上，它指律师；而在广义上，则指法律工作者，包括律师（attorney）、法官（judge）、检察官（prosecutor）、法学教授（law professor），其核心是律师，所以，attorney又和lawyer通用”：“在大陆法系，没有与普通法系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学教授在内的法律工作者（lawyer）相应的词。与其相应的有两个词：一个是法律家（jurist），它是指取得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学位，因而具有某种荣誉地位的人，但其中许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学生找的是与法律无关的职业，这样，jurist一词比lawyer一词包括的范围更广，而另一个词是magistracy，即司法官，它包括法官和检察官，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应的词，把二者合为一个词是大陆法系的特色，但它不包括律师，因此magistracy比英语中的lawyer为窄。在大陆法系，从事律师职业的是私人开业者（private practitioner）和由商业和企业雇佣的法律顾问，但他们都处于法律职业的边缘，处于中心的是司法官。”

　　在我国所举办的相关学术会议上，人们对法律职业的外延也持有广义、中义和狭义的不同看法。广义论者认为：法律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官、议会议员以及法学学者和教师。其根据是他们的工作都和法律相关。中义论者在广义论者之中剔除了行政执法官而保留了议会议员。其理由大体如广义论者。事实上，这些主张的难以成立是明显的。我们知道，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任何人所从事的职业都和法律相关。即使一位产业工人，当其生产商品时也同时是在按照国家产品质量法和有关产品的国家（或国际）质量标准在生产，从此意义上讲，他们是根据法律在生产。那么，我们能否说他们也是法律职业者呢？答案应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狭义的法律职业者，一般是指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律学者。事实上，把法律学者作为法律职业者看待是相当勉强的。尽管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实践中，法律学者的法律见解因为在司法活动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因此将其作为法律职业者看待有一定的道理，但即使如此，还不能把其当作法学学者成为法律职业者的充要条件。因为严格说来，法学学者是以学术为业的，是学术职业者。正如我们不能说化学家们是化工行业的职业者、经济学家们是经济行业的职业者……一样，法学家们作为以学术为业者，也不应是法律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