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依法治国时代，曾存在“以法治国”的提法，而最后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选定了“依法治国”的提法“，对此，有些学者提供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以法治国“提法意味着”法律工具主义“，而”依法治国“提法则宣示了”法治之觉醒“。此论从何说起？很简单，他们仅仅是从字义的角度来分析的。

　　“以”者，用也，拿也。《新华字典》对“以”字的解释首先就是：“用，拿，把，将”。（《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版，第531页）“以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国”、“拿法律来治国”的意思。而为人之用者，被人所拿者，工具也。故而得出“把法律作为治国之工具”的法律工具主义结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而“依法治国”的提法不同，“依”之义为依靠、按照。此义虽然推演不出“法律目的主义”的结论，但其含义也绝非是把法律作为工具之“用”，法律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大概也能混个“体”之名吧。

　　在此，笔者特举出两位认为“以法治国”的提法体现了法律工具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本土人士万鄂湘同志，一位是海外人士周天玮先生。（万鄂湘同志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周天玮先生是华裔，美国律师，中国经略（China at Par）总裁兼执行长，美国加州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下面请允许我引述他们的意见：

　　万鄂湘同志曾在最高法院的一场讲座中指出：“‘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依’和‘以’的区别是决定性的。‘以法治国’只是把法律当工具，需要时用之，不需要时弃之；‘依法治国’才是将法律作为辨别一切是非曲直的最终原则和标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法治权威和法律尊严”。（万鄂湘：《入世与我国的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入世及WTO规则系列讲座之五》，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编：《入世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13页）

　　周天玮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写道：“法制可以是用‘法’来控‘制’以达到治国目的（rule by law）的简称，也就是‘缘法而治’和‘以法治国’的意思。在这个概念之下，法律主要是一种治国工具，而不是目的。”（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78页）

　　看来，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和1999年修改后的宪法文本中采用“依法治国”的提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体现了进步、文明的现代法律观。

　　但是，在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里面，也有位大力倡导法治、民主与人权的张宗厚先生表达过对“依法治国”提法为次优的看法。（张宗厚先生曾任《中国法制报》评论部主任，现任北京东方鼎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数据研究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他曾谈到：“我认为，用‘以法治国’比‘依法治国’要好。因为从字义学上分析，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制治理国家，依法治国是指照法律治理国家，前一种涵盖的内容比后一种广泛而深刻。有人主张用后一种提法，大概是考虑到‘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郭道晖、李步云、郝铁川主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43页）张先生猜测，对采取“依法治国”提法的原因是顾忌“党大还是法大”，笔者认为这并不成立。因为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里面就已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中共十二大精神指导下的1982年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至少表明已经在本本上肯定了“法大于党”，“党大还是法大”在理论上已不成为问题了。

　　有趣的是，张先生也说自己是从字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而且他对“以法治国”的含义的表述（“用法制治理国家”）跟他的反对者是一致的，可是最后却滑稽的得出了与反对者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新华字典》对“以”字的解释除了前引的第（1）义项之外，还有紧接着的第（2）义项：“依，顺，按照”。若采此第（2）义项，“以法治国”不就跟“依法治国”没什么两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