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实施ISO14000管理体系，发展环境标志制度。从WTO争端解决机构应用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结果可以看出，基于生产过程而非产品本身属性和最终用途来区别相同产品，已逐渐被WTO认同。我国要注意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环境监管，通过实施清洁生产，推广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等措施，来提高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和竞争力。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发达国家市场发展动向，建立起“产业链”间的协作伙伴关系，并用“环境标志” 要求提高自身的技术与产品质量水平。

    5.建立国外技术壁垒的预警机制。收集、跟踪对我国出口产品影响较大的国外环境壁垒动态，建立专门的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及咨询机构，加强研究和信息收集工作，同时加强对有关环境问题的公共技术的研究，建立咨询点，便于为企业服务。

    6. 建立我国绿色贸易“门槛”。为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合理有效地保护国内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应参考国际规范，建立自己的环境壁垒体系。如 2002年1月，中国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这是我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的重要举措。

    7.积极应对WTO争端。2001年中国农业部的前述两项法规一出台，即引起了美国等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国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以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为由制造的贸易壁垒，美国国内有些转基因作物出口商甚至要求美国政府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指控中国。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及时组织有关研究提供科学证据，抓紧培养熟悉WTO争端机制的律师，积极应对可能的WTO诉讼。

    三、WTO框架下的贸易与人权关系

    对于贸易与人权发生制度性联系（冲突）的原因。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讲，贸易与人权发生制度性联系（冲突）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与国际法深刻发展、变迁的结果。一学者在发言中设想了在美国公民与中国公民间进行的两次对话：第一次是在“9.11事件”发生后，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问一位善良的中国公民：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听到的祝福是什么吗？中国公民反问道：你知道我现在最想送上的祝福是什么吗？结果两人同时回答：希望任何恐怖行为不要再在美国及世界其任何地方发生。第二次是随着“非典”爆发与蔓延，一位美国公民与一位中国公民再次进行了内容完全相同、并且同样简短的对话。不过这次对话是在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和一位善良的美国公民间展开的。回答的内容自然变换为：希望任何传染病不要再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生。该学者认为，这两次对话反映出公共产品的需求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公共产品与生活用品在生产、供给上是严重不平衡的，而且这种不平衡还为两种代表性的制度即国际人权体制与世界贸易体制所强化，这自然引起了贸易与人权在物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的紧张关系。

    对于贸易与人权制度性冲突的表现。与会的专家、学者们通过充分讨论认为，贸易与人权制度性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或者说是多层次的。其最浅层次的冲突是一种权利性的冲突。就WTO对权利的影响而言，它增加了新的权利、扩大了权利的效力范围以及提高了权利的保护标准。这自然会对维护人性尊严的人权权利产生深刻的影响：（1）知识产权对抗健康权、生命权。 TRIPS协议要求所有成员方给予知识产权以高标准、高规格保护，知识产权似乎是迄今唯一获得全球保护的“权利”。但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健康权未能越国界一步由所有成员方共同保护，其结果往往导致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越界”吞噬发展中国家国民的生命和健康权。有学者指出，随着多哈部长会议发表了《关于 TRIPS协议与公众健康的宣言》，该问题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解决。（2）知识产权对抗劳工权。有学者指出，“当WTO确保米老鼠比制造玩具的工人享有更多的权利时，它的可信性受到了削弱，因为它涉及到商标但不涉及到劳工标准。”（3）贸易自由权与人权的例外保护。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不论是对主权还是对人权来讲，WTO体制都是一个扩张甚至是侵略性的制度，人权与主权却是防御性的制度，只能例外地限制贸易自由。或者说，在WTO体制内，由于自由贸易被各成员方所崇尚，人权保护只能是在必要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最小程度地限制贸易自由，所有国内和国际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和公共卫生标准都得向自由贸易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