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商业行为。美国于1976年颁布了《外国国家主权豁免法》，在主权豁免问题上由绝对豁免主义转向有限豁免主义。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在1976年的“登希路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家行为原则不适用于主权者的商业行为。同一法院在1983年的“麦克唐奈尔案”中也明确声明，主权者存粹的商业行为一般不要求司法限制。当然，如果涉及对外关系问题，则对外国政府的某些商业行为也可以适用国家行为原则。<15>

　　在上述几项适用例外中，政府同意的例外基于分权说，而商业行为例外则是有限豁免主义的引申，此处不作进一步分析。比较起来，其他两种适用例外中，对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的适用例外是有其理由的。虽然依据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各自在自己领土内行使主权的权利，而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进行干涉，但是，如果这种权利的行使与公认的国际法或特定的国际义务相冲突，换言之，国家行为所针对的是一般国际法或特别条约所调整的事项，而国家行为又违反其国际法上的义务，则法院就不能承认这种行为的效力。因此，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进行国际法上合法性的审查，是必要的。

　　然而，适用这一例外的案件中，大多数的国家行为究竟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是有疑问的。以国有化导致的所有权纠纷案件为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国有化的补偿问题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按照西方的观点，对国有化的补偿应是“迅速、全面、有效”的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却认为这不是国际法的规则。<16>双方对何为“适当补偿”的见解也全然不同。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萨巴蒂诺案”中所指出的，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对没收外国人财产的权利的行使抱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这一适用例外容易引起外国政府的抗议，导致国际纠纷。有些学者认为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行为采取救济措施不是一个国内司法的问题，而是政府间的问题，因为，如果外国政府对有关判决提起交涉，则这一问题就应通过国际争端的解决程序处理。<17>公共政策保留制度作为限制国家行为原则的理由似乎不如违反国际法的适用例外那么充分。 首先，外国国家行为，如没收外国人或本国人财产的行为，有域内效力和域外效力之分。按照英国学者的见解，执行外国的法律和承认在外国领土内适用外国法律所产生的后果不同。不顾法院地的公共政策而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域外效力，从而执行外国的法律，往往与法院地的领土主权或属地管辖权发生抵触。而承认外国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对于法院地国家的领土主权或属地管辖权并无损害。<18>而且， 不承认外国国家法律在其领土内的效力，往往被认为干涉了外国的内政。因此，在1983年的“阿祖卡的皇后输出公司诉全国阿祖卡工业公司案”中，英国上诉法院就承认了一项外国惩罚性法律在该外国境内的效力，并指出：“在外国有管辖权的领域内，应当不急于否认外国立法的效力。”国家行为原则是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原则的直接后果，与主权权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公共政策保留则基本上是国内法的制度。以国内法制度来否定有关外国在其自己领土内的主权权威，显然是不适当的。其次，公共政策保留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其具体含义往往不甚明确，实施起来确有困难。有学者将国际法与公共政策两种例外进行比较后指出，公共政策是一种变化着的、相对的概念，在适用中具有不确定性；而国际法则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标准。<19>最后，各国的公共政策难以统一，因而适用公共政策的例外缺少统一的标准。

　　四、结论

　　国家行为原则既是一个传统的国际法原则，又是一个正在发展变化的，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然而，根据上述介绍和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不论采用何种称谓，一国法院不能审查外国国家在其自己领土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的原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第二，在该原则得到普遍接受的同时，其法律基础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使得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国际礼让、国际法或分权制度之间游移不定，难以平衡。第三，由于对该原则法律依据的不同见解，不同国家的法院在不同时期对这一原则适用的例外有不同的实践。第四，这些发展和变化源自国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各国利益的需要。由此推论，国际生活和各国利益的发展和变化，会促使各国法院的实践和学者观点进一步发展变化。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势下，密切注意围绕着国家行为原则的发展变化，不断地研究之，对我国当事者在国外涉讼，或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案件，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