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第47届大会以来，关于改革安理会的正式讨论已进行过多次，明显地反映了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复杂性并未因全球化的影响而有所减少，相反地，事情比之1945年只有51个创始会员国的旧金山会议难办得多。区别在于1945年是建立以主要战胜国为基础的维持和平的国际安全保障体系，现在则要适应188 个会员国的众多要求建立冷战后的尚在形成中的国际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结盟国家主张取消否决权， 拥有否决权的5常任理事国没有一个肯放弃。否决权可说是主权的极端表现。美国自己就坚决反对改变现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但对是否给新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未作定论，建议连同安理会的扩大一并解决。但不少国家坚决反对给新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理由是那样一来安理会更难作决定，现在已有淡化否决权的趋势，再增加否决权自非善举。否决权是所谓“大国一致”的机制，它可能有违“主权平等”原则，但又是吸取了国际联盟的教训，实行大国间制衡的手段，在冷战时期无疑是起了作用的。没有它，就可能重复出现国联时大国退出的现象，或者又在战场上拔刀相向。冷战后，5 个常任理事国同时又是核大国的状况没有改变，用否决权作为诉诸核武装的一种替代，仍然是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这需要用核不扩散条约作补充，且由历史证明是可行的。国际格局的稳定有赖于此。

　　安理会的改革有两条原则是被普遍接受的，即宪章第五章第23条关于选举安理会成员“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和“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匀分配”。这两条原则可以使冷战后的新情况在安理会得到表现，以提高安理会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还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安理会议事规则中增加使用否决权的条件，除原有规定的在程序问题上不得使用否决权以外，还可以加上别的限制。显然，这一切都涉及主权国家的主权行使，新的规定将为冷战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增添新内容。

　　经济安全的保障：

　　所谓“重维和、轻发展”是冷战后联合国的一种趋势，引起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发展问题已经提高到经济安全的水平，甚至有建立“经济安全理事会”之议。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证全球范围的平衡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安全，确实不容忽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在这方面似乎作为不大，主要依靠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经济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这三大机构或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或为同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政府间机构，但决策过程与联合国不同。从全球化的组织表现来看，世贸组织可说最具代表性。它不仅是顺应全球化进程形成的，而且正在从组织上把全球化具体化。

　　从1995年起，世贸组织已经接纳了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吉尔吉斯坦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就要进来；同克罗地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的谈判已经完成；同亚美尼亚、立陶宛、摩尔多瓦的谈判进展很好。总之，这些前苏联、东欧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体（现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贸易体制。这一进程充分表明在主权国家国际体制内的全球化，决不是要把主权国家消融了，而是要把主权国家结合起来，以确立全球经济秩序。

　　但是，正因为是主权国家的结合，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的一面。市场作用的结果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更成问题。世贸组织是以市场运作为基础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而市场的运作不可能做到收益的公平分配，这就不得不仰仗争端解决机制来协调摩擦，但贸易摩擦和矛盾决不可能被消除，一爆发起来就往往危及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迫使它们要用主权作屏障来保护自己。联合国在世界经济上的作用恐怕首先要着眼于此。它不可能取代三大经济机构，但应该从政治上考虑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不足，设法通过协调会员国的努力来保障会员国的经济安全，以防止市场运作的消极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