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人格化曾经为美国法学界所密切关注。法律论文中表述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对于讨论公司的设计、形式、功能和运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二战以后，人们已经不再争论公司在法律中的地位，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兴趣转向了组织理论和对公司行为的经济分析━━作为法律团体的公司不再为人们所关注。历史和法学上的那些曾经使最优秀的法学家殚精竭虑的争论，如果要写进书中的话，也是被降格到公司法教科书的引言部分。结果，现在的律师仅仅知道公司被视为法律上的人（a legal person），但他们却发现公司一词已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术语。然而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律师们说公司是一个人时，他们明白公司一词蕴涵了怎样的意义。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判决对公司所下的定义，被十九世纪的美国律师使用了大半个世纪。[1]该判例一直追溯到公司最初作为商事企业的正式手段出现之时，认为公司是拟制的人（an artificial person），其存在应更多地归功于政府而不是公司成员，并且作为实在法（positive law）创造出来的东西，公司仅仅享有政府所授予的权利和特权。[2]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授予公司特许状（corporate charter）的程序彻底改变。公司已经非常普通，至少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了。拟制的法人尽管在寻求其保护的那些商人当中倍受推崇，但是在那些对被集中起来的财富的力量倍感忧虑的商人眼里，它却变成了可怕之物。各州放弃了通过特许状监管公司的努力，取而代之以监管有害行为，并且不考虑企业的形式如何。同时，公司律师力图把公司从对拟制说的责难中解脱出来，并依现行的规章制度保护公司财产。为达此效果，他们（指律师）把公司重新设计成一种合伙。尽管这个努力最终未能成功，但它却为公司是一个真实的人（a real person）的观念之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个观念将公司视为一个自我控制的、与生俱来的享有权利的实体。这一真知灼见成功地改变了公司法学。后来，现实主义法学者逐渐削弱了公司的权利基础，公司这一术语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其最初的理论基础地被完全抽空了。[3]结果，“公司是法律上的人”这个修辞传统一直没有改变过，虽然它根本抓不住现代公司理论的精髓。[4]

　　一、 公司的问题

　　美国法一直认为，人的行为可以被严格地组织起来，所形成的组织可以被处理为最小元体。不过，人格化是重要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修辞技巧：使法律处理被组织起来的商业实体成为可能。在美国的法律史和经济史上，人格化之所以至关重要，还因为（1）它意味着，对公司成员集体财产的控制权有一个唯一的来源，（2）它把公司界定、鼓励和合法化为一个自治的、富于创造力的、自我指引的经济人，并且（3）它为公司攫取了权利（甚至宪法权利），并因此从国家那里为法人财产获取了前所未有的保护。[5]

　　将公司人格化的观念导源于法律想象力的危机。这个危机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成熟于十九世纪末出现，在时间上远远早于美国进入经济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脱离开公司在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围绕公司所展开的法学上的诸多争论。

　　在美国通过宪法时，公司数量甚少；随着美国对其资源的开发和扩张，公司的规模和数量得到发展。[6]虽然财富及其扩张需要更多更大的金融组织和交通组织，但大多数市民仍然以革命共和国的态度对集中的力量报以警惕，他们对于大机构的效能仍然心存疑虑。[7]直到十九世纪早期，商业一般仍由单一的所有者或者合伙而非公司所运行。[8]尤其是工业企业，因为它们并不具有公用事业或者交通设施的特征，所以仍然是典型的私人商业公司（business concern）。

　　对公司在十九世纪末的作用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只是社会中新出现的特征之一。在本世纪初，制约着动态利用财产的宪法障碍，很快被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大量支持所消除。那些其收入和福利建立在国家基本设施建设之上的创业者精英和新生的制造商，取代了那些其财富建立在土地的积累和农业的剩余之上的老派精英。[9]“能量释放（release of energy）”，这个威拉德？赫斯特（Willard Hurst）所下的著名的断语，把那些对发展着的经济以及其中关于风险和回报的控制权放到了私人手中。[10]当然，公司并非总是左右经济的发展，很明显，经济发生的变革并不是因为私有公司法的出现。公司已经变成个人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