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缔约义务人强制的力量来源于法律或惯例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为了市场运行过程中的正义和秩序的立法的目的，“而把私人的活动导向特定的目的并有利于特定的群体” 。其本质在于，为了经济上特定的弱者利益而限制契约自由，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来平衡合同双方的议价能力，并使经济上强者的财产权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强制缔约的情形里，缔约成为一项义务，而不再是一项个人之权利，此“义务之负担，不必尽由义务人之意思，……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之义务” 。对缔约义务人的强制力量来源于法律或惯例，而非行政命令，也非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情况。

　　(二)强制缔约包含要约和承诺两种意思表示

　　强制缔约包含强制承诺和强制要约两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把强制缔约等同于强制承诺，不仅是制度体系缺少完整性，而且也忽视了现实生活里关于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承租人、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等一个个现实中的实证类型，这根本不利于法律对弱者利益的根本保障。强制缔约义务虽是一项法定的义务，但缔约契约仍然需要通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来实现。义务人有义务订立合同，其并不意味着合同已然成立。至于有时法律规定在义务人不履行缔约义务的时候，合同视为在当事人之间成立则是例外，笔者认为可视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同时，从其他国家法律立法例来看，缔约义务人在有正当理由不为承诺时，应主动向相对人作出解释;其沉默意思表示将被视为作出承诺，合同即告成立，以避免将相对方置于不利的境地，使合同状态得到确定。

　　(三)缔约义务人仅在要约人的缔约请求合理的情况下才负有缔约义务

　　对缔约义务人缔约自由的进行限制是为了防止其滥用权利，保护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然而，任何限制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度”，否则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仅违背了制度设立的本意，亦无法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如果对于要约人的任何缔约要求，受要约人都有承诺的义务，便在实际上促成受要约人缔约自由不合理行使向要约人缔约自由泛滥的转变，同样会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因此，法律应规定受要约人仅在合理情况下有缔约义务。对于正当理由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综合判断。首先，要约人的法律行为应遵守法律的一般规定，同时也要符合社会一般的道德伦理标准，符合公序良俗。其次，受要约人的服务范围、服务能力等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且是否有必要对要约人的要约予以承诺。唯要约人的要约符合其服务范围、服务能力和服务区域内等，始有契约的义务。对超出上述限制的缔约请求，应视为有合理的理由，义务人有权予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