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是我国立法上首次规定无权处分问题。但对于无权处分签订的合同的效力，由于条文规定较为简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我国通说持效力未定的观点，但是此说未能解决大量存在的非现货交易的现实问题。笔者则认为将无权处分签订的合同理解为有效的合同，更有利于保持财产关系的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之间的平衡，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一、物权行为变动模式的选择
　　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我国主要的观点有无效说，效力未定说和有效说。从表面上看，这几种观点仅仅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有差异，但在更深层面上，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有异。他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行为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上认识的差异。①笔者认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理解时，应采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作为逻辑前提。
　　（一）我国的立法例已然采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为保持立法上的一致，应依据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来理解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我国民法通则第７２条及合同法第１３３条的规定，均将合同的效力与所有权的变动联系起来，将所有权的变动作为合同的直间效力。并且，合同法第１３０条规定的买卖合同的定义，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联系在一起，作为合同债权行为的一部分。合同法第１３５条更是明确规定出卖人负有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因此可见，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同的合意，即可通过交付进行，而无需再经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标的物的移转即物权行为进行合意。我国的上述立法例，显然有别于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德国民法典，而与采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的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相仿。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立法是奉行以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为基础的非物权行为变动模式。为保持立法精神的一致，对于我国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也须以此为逻辑前提进行理解。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本身具有局限性。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虽然使法律关系明确，易于判断，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但物权无因性理论将当事人的地位由物权请求权人贬为债权请求权人。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基于合同取得合同的标的物后，即使合同归于无效或被撤销，出卖人也只能基于债权向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不能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此时，如买受人发生破产情形，出卖人只能以其债权作为破产债权参与分配，并且在第三人对买受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时，出卖人也不能对此提起异议之诉，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物权无因性理论偏重于保护交易安全，而对所有权之静态安全的保护则嫌不足。故有学者主张，应突破物权行为无因性，使之与债权行为同命运，而提出三种理论：共同瑕疵，条件关联，法律行为一体化。②甚至有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之理论，原重在保护交易之安全，而现有不动产登记之绝对效力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已足司其职，就此点而言，上述理论有无存在之价值，颇值检讨。③　　　　　
因此无论从我国的立法思想上，还是从物权行为理论上，我们都应按照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来理解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断
　　依物权行为有因性理论，处分行为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对特定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所订立的，以引起标的物物权变动为目的债权合同。无权处分行为可以包括出卖他人之物，出租他人之物，以他人财产设定抵押或其他权利负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财产等。
　　（一）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我国学界通说观点为债权合同效力未定，认为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时才有效。但是，如果将合同作为效力未定的合同，须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才发生效力，则不利于保护交易第三人的利益。如果权利人不追认或无权处分人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债权合同为无效合同，那末第三人则无法取得标的物的物权，也无法向无权处分人追究其违约责任，只能要求其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对于第三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远不足违约责任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