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效力待定合同

　　新合同法关于效力待定的规定有三种情况：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且不是纯获收益的合同，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或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则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还赋予了“善意相对人”在合同被追认之前有撤销权；二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被代理人追认才能对被代理人产生法律效力，合同自始有效；否则，合同自始不对被代理人产生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也赋予了善意相对人在合同被追认之前有撤销权，同时，相对人还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在规定的时间内被代理人经催告而不明示追认的或在追认前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的，合同无效；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订立合同人在订立合同后仍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由此可见，效力待定合同制度既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和被代理人起到保护作用，又能够对善意第三人起到保护作用，因而是一种利益的平衡与分配制度，有助于提高社会信用和效率，促成买卖、服务目的的实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修订了绝对无效合同的内容

　　新合同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与原合同法的有关条款相比，有以下几点变化：

　　1、原来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无效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原合同法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源于《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一规定。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合同法本身的特点，导致实践中凡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均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使无效合同范围大大扩展。事实上，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文有强制性和任意性规定两种。强制性规定又分为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前者是人们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后者则规定人们不得从事某种行为。如果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管这种合同是处于合同当事人的故意、过失还是对法律的无知，其后果都将对社会产生危害性，合同理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至于仅仅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任意性规定的合同，其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危害性，为了创造比较宽松的交易环境，新的合同法不再将这类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对于增强交易的安全感和法律的保护性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2、删除了无权代理合同无效的规定

　　原合同法规定：“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事实上，无代理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绝对无效合同。此类合同尽管因代理人缺乏代理权而存在缺陷，但因为无代理权人的行为并非都对被代理人不利，而且相对人也往往追求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因此，新合同法规定无代理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只要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合同自始有效。

　　3、增加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一般民事行为本身不涉及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有无法律效力只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而与他人无关。但是，如果当事人“恶意串通”，其行为目的就是损害他人利益，法律从保护他人利益的角度规定该行为无效；如果只有一方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对方并不知道，这时候法律只能在相对人和受损害的他人之间选择先保护一方，《民法通则》选择了优先保护不知情相对人，而对因此受损害的其他人，其与损害其利益的当事人之间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可通过另外的法律途径解决。新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正是基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而作出的，从而将合同责任与合同当事人对他人的合同外责任区分开来。在除“恶意串通”的情形外，先确认合同效力，然后对因此合同而利益受损的他人另外再向某一合同当事人追偿。这是符合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原则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