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确定出租车客运合同成立的具体时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鉴于实践中的各种情形，我们断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来为各种类型的出租车客运合同的成立时间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事实上，出租车营运人（即承运人或曰司机）驾空车慢行的行为、乘客的招手唤车的行为、司机的停车行为，在合同法的意义上都是双方为订立合同而进行的一系列准备活动，其性质属于合同法所谓的先契约行为。在此行为的过程中，合同双方都应该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去进行各自的行为，如客方不得在无乘车欲望时招手唤车以愚弄营运人，而营运人也不得以不符合条件的出租车进行揽客、并在载客前谨慎停车等。合同成立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双方就目的地、价款及计算方式、人数、行李等达成一致同意时方始成立。而该合意的具体外在物质表现形式则不应拘泥于停车、上车、按计价器等行为。只要双方当事人就运输的事项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因而，出租车运输合同可以成立于乘客上车之前，也可以成立于其上车之后。而至于司机在驾车之后方始问乘客目的地的行为，可以认为是合同的特意待定条款，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后加以确定。尤其是在客乘双方都是以默示的方式进行意思表示时（司机观察乘客的人数、行李的件数等、乘客观察车辆的状况、型号等，司机打开车门、乘客上车）双方即使是在车辆启运之后才就目的地达成一致（实践中多为乘客告之司机目的地），合同也已经成立。

　　（二）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拒载，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定的合同义务？

　　实践中，可能确会出现出租车司机在乘客因危险、重大的情事 急

　　需用车时却拒绝搭载致使乘客遭受重大损失的的现象发生。对于此类行为，我们认为它不是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甚至不是法律的调整范围。因为此时司机同乘客之间并没有合同的存在。即使按照“乘客招手合同即成立”的观点，出租车司机承担的变仅仅为违约责任，按合同法的最严厉的处罚也只有赔偿运费而已。他对于乘客因此而受到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丧失）并不承担其他的任何法律责任。显然，依照合同法是难以起到惩罚此类行为的作用。其实，此案行为性质是上“见死不救”的行为，其属应为道德调整的范畴，虽然其性质和影响都很恶劣，但法律却难以介入。当然，是否应该对在乘客处于危重情事时，拒绝搭载的出租车司机给以法律上的严惩，是否应该对见死不救者给予刑法上的处罚，已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限于篇幅，在此略过。

　　三、出租车客运合同的内容

　　由于出租车运输方式的不要式特征，要确定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能根据交易习惯和当事人有关约定确定。但事实上，这类合同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当事人双方对于合同的内容都已有相当的了解。可以认为，出租车客运合同是只有几项内容空缺的格式合同。这份格式合同由营运人（司机）提供，除目的地、客人人数、行李重量和数量、行车里程空缺外，其他条款都已经确定。但实践中，常有司机和乘客就车辆状况、路程远近、车费高低等发生争议。因此，明确双方的有关义务就是必须的。根据我国合同法及出租车行业的一般惯例，我们认为，该类合同应默示地包含以下内容：

　　（一）承运人的权利和主要义务

　　承运人的主要权利是收取运费。其义务则相对复杂，我国合同法对于出租车运输合同的营运人的义务规定并不明确，但日常生活中，出租司机故意绕扰路和其他欺骗乘客的行为亦多有发生。结合具体实践来说，我们认为，出租车运输合同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不得拒载义务：首先必须明确是的，此之所谓不得拒载并不是指危重情事下，乘客招手时的司机拒绝搭载（这一点，上文已作论述）。而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在没有合理情况下，司机不得中途停止运输。之所以作出一区分，目的在于防止将道德义务无限制地上升为法律义务，使确定客运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变得模糊。司机在这种情况下的拒载行为如：遇到熟悉的客人而要求陌生的客人下车；遇到长途客人而拒绝运送短途客人，遇见女乘客而拒绝搭载男乘客或恰恰相反；遇见外国乘客而拒绝搭载本国乘客或反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