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案中，在缔约劳动合同过程中，该用人单位通过不作为行为构成欺诈。由于被告甲的法人代表丙未将该公司的严重的经营窘境告知与乙，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陷入错误，他有义务纠正该错误，但却不恰当地保持沉默，使原告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从而构成欺诈。

　　三、因欺诈行为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有学者认为合同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劳动合同中存在从属关系，因而其不应由《合同法》来调整。 这里有必要澄清合同的定义，一个到今天仍准确适用的观点认为“合同是由双方当事人互相承诺或由双方之一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允诺给予对方某物品或允诺做或不做某事的一种契约。” 劳动合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服务给付合同，虽然其服务的给付是在高度服从的情况之下进行，但这种履行合同的从属性质与法律主体缔约之间的平等并不冲突。法律在这方面对合同自由进行了干预，即法律对强制性缔约作出规定，其目的在于提高市场弱者地位，使得劳动者有平等机会自主地考虑合同的订立。合同成立后，劳动者服从雇佣者的劳动指挥权只是劳动合同得以履行的保证，劳动者付出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仍需遵循平等自愿等民法原则，国家强制的最低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定只是保证劳动者能自由形成其意志。近代以来，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属私法调整之范畴，到现代，尽管劳动合同中体现了“契约公正”（即：较弱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受到更多保护，双方当事人都有义务更多地考虑到他方的利益）的色彩，但并未构成对契约自由原则的根本背离，还是适用私法调整的原则，如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等。我国《合同法》仅仅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劳动合同并不是身份关系的协议。综上，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应属于《合同法》调整之范畴。

　　我国《劳动法》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劳动合同绝对无效原则，而我国《合同法》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相对无效原则，给予了受害方撤销权与变更权，该撤销权是形成权，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在二者规定发生冲突时，笔者认为，应适用于《合同法》的规定，在《合同法》规定不具体，适用于之不相冲突的《劳动法》的规定。究其实质，由于《合同法》的规定，给予了被欺诈人保留一切选择之可能性，其精神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而《劳动法》将欺诈行为一律认为无效，掐断了当事人选择之余地，并且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确认，体现了国家对私法的不恰当干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实有检讨之必要。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撤销权与请求权的竞合问题。由于撤销权是形成权，根据行使该权利之规则：行使形成权，不得附条件或期限，一旦行使该权利，其权利主体不得撤回行使该权利之行为。如果被欺诈者一旦行使撤销权，那么就消灭了该法律行为，因此他也排除了其他一切与之有效的法律行为前提的可能性。在本案中，如果原告乙由于被告甲的欺诈行为而行使撤销权，那么其就不得再要求其履行合同，即撤销权与履行合同请求权只能择一选择。

　　不过，由于劳务合同关系是一种长期法律关系，于此情形，应有必要设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使法律行为具有某种溯及既往的效力，以便使欺诈之人无法保留其过去通过欺诈行为所获得的孳息。在本案中，即使被欺诈之人乙行使了撤销权，劳动合同自此归于无效（在本案中，如被欺诈人乙要求甲履行合同，甲必须履行合同的义务，其无选择的自由，亦无抗辩之权利），甲还必须负支付乙劳务报酬之义务，并赔偿损失？？即信赖利益。

　　四、信赖利益的赔偿

　　缔约过程中，从事谈判的双方都负有一定的义务，都必须为合理行为，并顾及彼此的利益，在谈判中产生特别信任关系，对此义务的违反便构成冯？耶林所说的缔约过错责任，“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当事人应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能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由此引出信赖利益赔偿问题，“所谓信赖利益，乃法律行为无效，而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因无效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也”。 该不利益包括损失的财产利益与机会利益。